拯救方言杂文随笔

　　我大姐有两个孙子，大的十三岁，小的五岁，两个小家伙只会说普通话。大的一直在杭州，没有人与他说方言，他几乎听不懂常山方言。小的一直在老家，可现在乡下也是从小学说普通话，家里无论奶奶、爷爷，外公、外婆打孩子出生说的都是普通话。无论标准不标准，小孩子反而带动起老人学说普通话了。

　　我到杭州外甥那儿，与外甥孙说话，有意无意地就要与他说方言。一句方言说出来，说得外甥孙像鹅一样的呆看着我。外甥媳妇在一旁就会要我与小孩子说普通话，说是大家都说普通话，你说方言，别人听不懂，又老土。

　　我只能哑然地笑笑。

　　我还是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念，在全民学说普通话，也要将方言传承下去。

　　方言是一个生命根须的维系。我说的是江西方言。我的祖先是在康熙年间从江西迁徙到浙江常山的，几百年来古老的方言没有被吞没的迹象，一代又一代生命，口传身教，传承着祖先的语言。我也不知道祖先这种语言起源于何朝何代，何时何人。就是江西方言其间也是多彩多姿的。常山有许多说的是江西方言。我在中学里念书时，说江西方言的，就一个“吃”字，就有多种发音。我熊家庄的人“吃”发音为“恰！”干脆利索，语音宽厚。而有人说“食！”翘舌音，有点饶口。还有人说“稀！”只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所以我在中学里念书，那怕一群说江西方言的同学汇在一起，也可以分辩出不同的村庄，不同的祖先，显得五彩缤纷。

　　而常山音我听上去比较单一，只是县城里的与乡下的发音有所不同。有些乡下人崇拜县城里的发音，以为县城里的常山音文雅。可我从小觉得城里人的发音造作，没有乡下人那种带土味的宽厚。

　　我的外婆是衢州廿里人，我从小还会说“西安腔！”1977年我在我舅舅家住了三个月，那时西安腔我说的非常的顺溜。有一回无意间走到外婆的墓前，查看着墓牌上的名字，我的外婆叫“吾村南！”我当时还以为我的外太婆是住在村庄的南边，就将女儿取名为“村南！”后来才发现其实“村南”是方言，“南”音就是西安腔中的“娜你”的意思。

　　方言看上去只是在很狭窄的范围里相传，外人很难明白其深藏的意境。而恰恰方言地域的狭窄性，而隐含着生命多彩的秘码。这种秘码就像大地上的野草那样千姿百态。大地上如果只长一种杂草，我想人类望着单一的野草，心灵可能就黯然失色了。

　　我小时候听到江山人说“曰，”还要笑话江山人说话难听，后来才知道“曰”是古汉语的发音，现在肯怕只有江山人还保留着这古老的发音，应当是异常珍贵的。

　　语言会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转变与失传，而一当所有的方言失传时，我难以想象一百年之后，中国人只会说普通话，心灵上是否会过于格式化与模式化，但至少，走到天涯海角，只听到：“你好！”“你吃了吗？”会让人感叹曾经丰富的那浓浓的乡音，那怕几百年，越千年，生命只要凭着简单的发音就可以寻觅到曾经的故乡的情结。

　　有一年我贩了一车桔子到上海松江，在水果市场上遇上一个妇女，她说她是江西人，我说我也是江西人。她要我说一句江西方言她听一听，她一听就知道我是不是江西人。我就说“你恰了吗？”她大笑着说，我是正宗的江西人，两人间的距离就因为那片故土的音质而拉近了。有一年我在杭州用三轮车叫卖胡柚，几个江西女子过来买胡柚，她们说的方言，我听懂了。她们抬头奇怪地盯着我看，问我为什么听得懂她们说话？我说我不仅听得懂，还会说。我就用方言与她们交流了起来。

　　她们没有想到我一个浙江人会说江西方言。我与她们说起了祖先就是从江西迁徙到浙江的，几百年了方言也没有失传。

　　方言就像根须一样让我的思绪顺着那须子沿伸到遥远的时空中，让我感到我的生命的来时的路径。

　　忽然之间，庄上的小孩已经不会说方言了，也没有人向他们传承方言，大有将方言掷而永远弃之之势。

　　我感到方言可能失传的危机，心中不觉生起些许担忧与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