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祝福》随笔
一
《祝福》反映了哪个时代？
一般认为这是辛亥革命前后的故事。清末民初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只要有点新思想的，无不被正统派斥为“新党”，鲁迅杂文中即多有这样的用法；而《祝福》中的鲁四老爷见到“我”寒暄了几句就“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在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这里正是利用“新党”一词的复杂含义来表现人物，以见鲁四老爷落后于时代之远，同时也表明故事的背景在清末民初。
这样来看问题固然有它的道理，但所指含糊的“新党”一词在“五四”前后仍然广泛使用。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拥护这两大主张的就是“新党”，例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曾经是“吃洋教的新党”；鲁迅1920年5月4日致宋崇义信中有云：“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一人中国，便大吓人；提倡者思想不彻底，言行不一致，故每每发生流弊，而新思潮之本身，固不任其咎也”；“要之，中国一切旧物，无论如何，必定崩溃……而社会守旧，新党又言不顾行，一盘散沙，无法粘连，将来除无可收拾外，殆无他道也。”从更进步的立场来剖析这样的“新党”乃是鲁迅小说的一大亮点，典型之作如《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等篇，就是《祝福》对其中的“我”也有委婉的批评，尽管这里的故事是从这位“新党”的视角看过去的。
所以也可以说，《祝福》中是利用了“新党”一词在“五四”前后的复杂含义来行文，以见鲁四老爷落后于时代之甚远，同时也便于展开最新鲜的故事。
《祝福》所写的，就在当下，而非清末。试看小说的第一句话，就已经暗示了故事发生在民国成立以后：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
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决定实行公历，因此政府机关是不过旧历年的，但民间并不理会这种规定，照旧过旧历的春节，而不过公历的元旦。如果故事发生在清末，“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这话就显得莫名其妙：一共就一个年底啊。不用新历时就无所谓旧历。
其实不单是《祝福》，《彷徨》里全部作品都是写的当代题材。《呐喊》里还有些清末的故事，如《药》；而《彷徨》里的十一篇作品都没有标明时代，他后来又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分化以后，自己“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点，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这里全是新东西，没有辛亥之前的老故事了。
二
《祝福》中的“我”并不是鲁迅，而只是一个故事的叙述者，鲁迅早已用这种所谓“他知角度”来写小说，例如《孔乙己》中的“我”就是咸亨酒店的一个专管温酒的小伙计。当然鲁迅也用“自知角度”写过小说，最典型的是《社戏》和《故乡》_—这里的“我”大抵可视为是鲁迅本人，或者说是以他本人为模特儿的；用“全知角度”写的就更多，大部分都是。
《祝福》中的“我”无疑是一位“新党”，一个五四时代的新派人物，所以很同情祥林嫂，同讲理学的本家长辈鲁四老爷话不投机，急于从他家离去。这位年轻的“新党”，看样子很像一个在外地读书的大学生。当“我”在河边遇到祥林嫂，被问了一个问题时，“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盯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预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边的时候，惶急得多了”。“我”又说自己被教育家说是生着精神病——只有在校学生才会这样说话。
这位年轻的新党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对劳动群众的痛苦颇多同情。鲁四老爷大骂死非其时的祥林嫂是“谬种”，而“我”则在灯下回顾祥林嫂不幸的一生。不过这样的“新党”也是弱点很多的，他不但不能对祥林嫂作任何有效的帮助和指引，而且敏感多疑，自私自利。他对祥林嫂提出的问题“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作了一个滑头的不负责任的回答。小说写道，自己对灵魂的有无是毫不介意的，但考虑到鲁镇的人们照例相信鬼神，为她起见，不如说有吧；然后又用一句“说不清”推翻了全局。
不是用先进文化去向群众启蒙，而是用世俗的见解、传统的观念去敷衍塞责，不肯有任何担当；最后则决心一走了之。实际生活中的“新党”，这样的人很不少。
后来鲁迅评论柔石小说中的萧涧秋道：“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同这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唯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三闲集·柔石作<二月>小引》）。《祝福》中的“我”正是这位萧先生的前辈；而他们的后辈则甚多甚多，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看到；就是我们自己身上，大约也残存了不少这样的基因，虽然对某些问题也颇有自己的`看法，但一碰到实际，就觉得一筹莫展，不如就与时下的已成之局和光同尘，或退回到个人的小空间里去，算是保持着正直和清醒，而其实于事完全无补。这种新型隐士固然高于同流合污以图自利的卑俗小人，但真正能推动社会
进步的还得靠无所畏惧的斗士。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无论旧派新派，往往有许多弱点。批评旧派相对比较容易，注意剖析新派的深层弱点，则是鲁迅最值得研究的地方。也是读鲁迅的人最值得反躬自省的地方。
三
小说里写景往往是为了写人，而非卖弄才情的笔墨或者什幺孤立自足的东西。写景大体可分为自然景物和人文景观两类，自然可以“人化”，而人文景观本来就是人为的，对于表现人物尤其可以起到比较直接的作用。
道理好懂，运用之妙各有不同。即如对联，中国小说里是常常会写到的，在《祝福》里只出现了一次，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和久远的回味——
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百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上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书房总是最能表现其主人的地方，“从前有人说过，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这话是颇有几分道理的，一个人做文章，说好听话，都并不难，只一看他所读的书，至少便颠出一点斤两来了”（周作人《书房一角·原序》）。“讲理学的老监生”鲁四老爷到老也还只读理学方面的入门之书，看来根本谈不上什幺学问，至于不全的字典，谁都明白那是基本没有什幺用处的——这位鲁四老爷的斤两只要在他书房的案头略一翻，很容易地就掂量出来了。
以理学家自命而悬挂道教活神仙陈抟老祖的大“寿”字，思想实在比较混乱；他究竟信仰什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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