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气节说承畴杂文随笔
谈及近代中国衰败的根本原因,许多学者都将之归咎于甲申纪年的东虏入关。野蛮的统治,严酷的镇压于禁锢,让华夏失去了生机,陷入了泥沼。如今,再次回顾那段哀切的历史仍让我们唏嘘不已。
是啊,在那个血腥的,纷乱的,窒息的,令人绝望的,犹如梦魇般的漫长岁月中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去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你看,一切美好的,正确的,值得珍惜与守护的都被摧毁了,而本当被唾弃,被嗤之以鼻,被斥责批驳的反倒倍受推崇。一切都颠倒了过来。一切都是这么的难以想象。
本来啊,新旧交替,朝代更迭,必会导致社会倒退,意识形态混乱,价值取向扭曲。可随着社会的逐渐稳定,民生的逐渐恢复,经济的逐渐繁荣,那业已荒芜污秽的心灵绿洲便又会生出纯善的,慈愍的,哲睿的明艳花朵。但可惜,上苍没有给我们足够的时间,上苍没有顾恋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此消彼长下,在后续政权的高压下,泱泱中华丧失了自强,追赶,超越的机会。
我常常在想,身处浩劫之下,我们该如何革新顺应,我们该如何总结反思,我们该怎样重塑自我,我们该怎样获得新生。在解读史册典籍时我们会发现,在民族存亡之既总有一些志士通过不同的方式企图挽救,延续他们视之为生命的家国。尽管这只是一种奢望,尽管这根本就是徒劳无功。但是,他们还是为了同一目标而苦苦奋斗着。这些志士们或化敌为友,或分路扬镳乃至反目成仇,但不可否认,他们都满怀信心地,偏执地,不顾一切地寻求着,争取着。我们无法判断孰对孰错,我们无法辨别谁忠谁奸。因为一切都太复杂了;因为一切都太沉重了;因为一切都太令人感慨痛惋了。
本人要讲的绝非一个人,而是一类人,一个群体,一个群心系天下的智者,勇者,荷负者,忍辱者。他们不计自身,他们不忘初衷。他们在指责与苦痛中奋力前行;他们在无助与期盼中寻求天堂。对。就是天堂,那个明耀显赫的,万众欢喜的,亿兆百姓所共有的天堂。
在明史中,洪承畴无疑是个倍受争议的人。流民,乱匪,盗寇,义军将之视做毒蝎猛兽;大明皇帝将之视为社稷倚仗;满人将之视为开国功臣。广大民众将之视为于汉奸,败类。平心而论,其人清白博学,肃端峭直。他为了明室,除猖毒,扫妖氛,安社稷,靖家国,甚至不惜背负恶名。待投顺清朝后,他劝喻太宗沿用故典,倡兴水利,减免赋税,注重科举,平贼抚民,极力使百姓免于刀兵,从而使这个久经战乱的国家迅速得以统一稳定。他是做了贰臣,但其平生所为非但称得上是无愧于心,而且还施德于苍生,绥抚于百姓。试想,自天启以来,忧攘连年,乱端四起,而朝廷不加恩恤,致使贼氛拵炽,极祸中原。其旋灭旋炽,降叛不定,大江南北数千里地皆被蹂躏。抚之既不能行,便唯有摧破荡灭了。适逢东域用兵,致税赋频加,民生凋敝。在此国运艰难之即,洪承畴,孙传庭,卢象升,祖大寿等诸公外抗骄虏,内靖地方。虽知国事不可为而为之;固知社稷不可安而安之。至于屈身事虏,实乃力竭而陷,何负家国也?至于,君主苛责,甚多枉杀,岂非君负臣焉。况且大明败亡,实属气运劫数,非人力之能挽回。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人心思变,见风使舵之辈多矣。许定国,刘良佐,刘泽清一般奸恶趁机做大,他们统雄兵,据要地,但知聚敛戮掠,未闻奋戈报效。其身为藩篱,非但日日索饷,时时谋私,且贼人至而裹足,敌兵来而遑奔。他们虽言平贼而实作恶与内,他们虽口称固疆而实通番纳土。其毕智尽能,奸伪罔利之举,乃实实之贰臣邪丑也。与之比较,洪承畴无论保境还是效清,都矢志不渝,披沥肝胆。或许,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天下苍生;或许,在他看来但求问心无愧。自古真正的救世者必是不计个人荣辱;必是敢一力承当。他们不再乎非议谩骂;他们无畏与众口汹汹。他们之所以坚守者,在于报君恩;他们之所以投效者,在于解疾苦。你看他仕明时,备历艰辛,致延国祚。归命后,宣播义理,推行合流,劝施仁政,抚济民众。这那一点不是贤达之举,这那一点不是良吏所为。至于在一统的过程中出现的杀戮行为,他亦尽量避免。其实呢,在时代大背景下发生的惨祸,那是历史始然,并不能武断地单归咎他一人。总之,他作为乱世中的抵柱,恢复清平的能臣,还是有可取的一面。
但长期以来,我们拘泥于传统意义上的忠于奸,善于恶,黑于白,好与坏,可谓是严苛的不近人情。执拗的妄顾事实。我们容不得丝毫的差池;我们见不得一丁点的瑕疵。比如,在扬州抗清的史阁部,教科书上对他推崇的是无以复加,而乞敌的东林党魁钱谦益则被斥责的无一是处,可那真实的史可法空有高风亮节而实无救国之策。弘光一朝的崩溃与作为本兵的他举措失当亦有一定的关系。历史啊,远非你认为的那般。现实啊,不止你看得到那样。一切的一切,都是复杂的,难以捉摸的。而这种受某种主流观念所支配,以个人好恶为标准,乃至为某种社会迫切需要的意识形态,舆论导向或主观认知所服务的,妄顾当时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斗争态势,人际关系,亦或是少数不受重视的,却有着真知灼见的学者,公允的,客观的,严谨的,不受舆论思潮,阶级认可,党派归属所影响的个人表述,评判恰恰是有违良知,有违科学精神的。如果我们受那些片面的,武断的,偏激的,狭隘的,乃至带有强烈民族,阶级,个人情感的,宣泄式的赞美,批判,所灌输,所误导。那么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人云亦云,盲从附众的境地。从而无法从历史中寻找规律,正视现今,吸取教训,修正自我。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好坏交织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存在不足的。我们大家既受着整体大环境的制约,又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自身特色,所以看人看事切不能一概而论。
正如那个在世人眼中臭名昭著的马士英。他虽有万般不是,但却一直拥簇着主上流迁逃亡,一直从事着复明事业。即便前景在怎么暗淡;再怎么令人绝望,亦不曾屈膝事虏。还有那个括取财贿,囊皆尽稁的朱大典,亦在城破之日,从忠续以死。马朱等人俱无远略,无能持廉,但不能否认其身为明臣的气节。再说那个忠于国事,奋力击贼的祖大寿,追剿民军自不用说,单是粮尽则杀马,马尽则食人的慨烈,就称得上是可歌可涕。尽管后来他杀了不愿附从的`何可纲,悖了明皇,负了家国。但平心而论,能
抵抗到这一步他亦算是尽心了。夫,将者竭忠以卫社稷,若民因之而殆尽,孰之罪也?
本文并不是替以上贰臣进行辩解,因为在当时尖锐的,几乎是不可调和的阶段矛盾下;在不断变化的斗争态势下;在各种流言满天飞;在大批官绅往来奔走,暗通曲款的情况下;在拥兵一方的藩镇或观望或迎策,或谋篡,或投献的严峻形势下;在好几股势力争锋相持的情况下,你为谁效忠都是不大可取的。明廷的自身问题固然需要自身解决,这积重难返,从而改朝换代,亦属正常。一般来说。旧政权的官属翻然悔悟从而洗心革面报效新朝,似乎是无可厚非的。可问题是,一个强大的闯入者,一个凶戾的,落后的蛮夷无形间将原本就乱纷纷的局势搅的更加难以收拾。传统意义上的华夷之防,偏激,狭隘的认知,使得个人单纯地取舍,抉择变的如此卑劣,污浊。那么试问,在如此混乱的情势下,你该如何拯救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谁有能力给苦苦挣扎的百姓带来福祉,带来哪怕是片刻的安宁?
或许是受传统的士人认知影响,亦或是受戏剧,话本中人物形象感染,在国人心目中,大义之士必是正气凛然,气拔山河;忠贞之臣必是有敌无我,死而后已。他们少负奇志,好学克己;他们奉公无私,嫉恶如仇,他们飚发凌厉,革弊肃贪;他们容不的一丁点污浊,见不得丝毫奸恶,真正是君主的良辅,百姓的救星。可观明史,以全名节,兴社稷为宗旨的东林士人在时局飘摇之即都做了些什么?他们有的热衷于声名功利,或党同伐异,肆意攻吁,或揣摩上宪,图谋斥谤;他们有的受名节所累,或动摇于派系之间,或迎合于庙堂之上;他们有的拘泥于宗法,迂滞于纲常;他们有的固守清正,严遵礼法。总之,他们患得患失,犹豫失措,如此耗费时日竟一事无成。周延儒,杨嗣昌,黄道周,刘宗周,何腾蛟,瞿式耜……你们的真实面目究竟是什么样的?
在我看来,每当纷乱频起之即,必有仁贤挺身,他们之中不乏慷慨就义者,但亦有那屈身隐忍,不计得失者。更值得钦佩的是,他们为了存续衣冠,传承民粹,而甘愿背负污名。正是他们的无私付出,我们这个古老的,伟大的民族才得以浴火重生。若要列举一个贤达作为明证,那五代时的安乐公当之莫属。他历四朝十二帝,谏君和臣,携简贤良,清廉自律,善待百姓。他校订九经,延续文脉,为中华的存续做出了莫大的贡献。正是他的坦荡无私,正是他的高风亮节才使得天下士人为之仰慕;才赢得了亿兆百姓的倾心爱戴。自这一点看,他较之那些只知死节而于事无补的孤臣要强的多。
历史如滔滔洪流,奔涌澎湃,不知有多少人物沉浮其中。他们性情各异,品性不一,遇事逢乱反应亦各不相同。但所作必有其因,所为俱可溯源。他们或叛国欺君,或死节殉难;他们或往复奉仰,或秉义而终,他们或不动如磐石,或俱下如泥沙,实不能一言蔽之。而真正的贤达呢?不迂滞,不沽名,知通变,晓利害,会古酌今,思辩睿察。他们不看重一时成败,而以筑太平之基,渐义理之道为根本目标;以孝亲忠国惠天下,安民利邦彰慈德为必生己任。如此之人才可称为千古哲人,万世弘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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