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都忘不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真诚关心和帮助的领导和老师。我还要特别感谢当时XX市教科所的副所长、语文教研员唐建新老师(他现在XX市XX区教研室工作)，他不但一直指导我进行语文教改实验，而且总是在我受到非议的时候为我大声疾呼，并在不同的场合宣传我的教改经验。这种支持甚至一直持续至今――现在我和唐建新老师虽然天各一方，但我仍然常常得到他的鼓励。
我还感谢我的岳父――他是乐山一中的退休语文教师。岳父学识渊博，简直就我的“教参”;更重要的是，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他总是给我以继续前进的力量，叫我别退缩，叫我看准了方向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我不得不再次提到苏霍姆林斯基。我从他的书中不但读到了精辟的教育理想和具体实践，也读到了对教育坚贞的信念和不向任何困难屈服的勇气。苏霍姆林斯基是一位坚持实事求是，勇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在他工作和生活的那个历史条件下，他提出每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教育观点和进行的每一项教育改革都需要追求真理的勇气。他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富有鲜明的独创性和大胆的革新精神，因而也常常与周围或“上面”发生冲突。例如，他在实际工作深感研究儿童是搞好教学和教育工作的基本功，因此公开指出，苏共中央1932年对儿童学的批判有过头的地方，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又如，在1955年以前，苏联学校完全取消了劳动课，而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劳动教育是实现全面发展思想的重要因素，他又眼见越来越多的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入大学的事实，因此坚持进行劳动教育，他所领导的巴甫雷什中学，从1947年起就给毕业生授予职业证书。可是，赫鲁晓夫在1958年大搞生产教学，劳动占用了过多的学习时间，这时，他又第一个出来反对这种过头的做法。他因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表面上看，苏霍姆林斯基获得了不少荣誉，但实际上，在他生前，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没有能出版。他的《我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还是通过特殊渠道在德国出版的，为此，他差点被开除党籍!
然而，如果苏霍姆林斯基因此而放弃对教育的追求，他后来就不可能成为大教育家。我当然无意把自己与苏霍姆林斯基相提并论，但是，当时我的确是这样想的：饮誉世界的教育家尚且如此，我所遇到的挫折真是微不足道的。
更何况，我遇到的挫折并不都是周围的错，我自身的确也有许多缺陷呢!心态一平和，我便开始冷静地思考来自同事的议论，同时反思自己的不足。我想，平时所遇到的来自同事的议论，不外乎三种情况：中肯的批评、善良的误解和恶意的中伤。对于中肯的批评，我应“闻过则喜”，不应“一蹴即跳”。既然是自己错了，“跳”也没用----那只会显出自己心胸的狭隘。我曾经感到委屈的是，既然是中肯的批评，为什么不当面向我提出，而要在我背后议论呢?现在我却认为，只要人家说得对，就别计较别人是当面提出还是背后议论;如果硬要“计较”，不妨“计较”一下：为什么别人不愿向我当面提出呢?真的这样一“计较”，可能又会“计较”出自己的一些不足----这不又有利于自己进步了吗?对于善良的误解，也应心平气和地对待。同事之间，在性格特点、处事方式、思维角度乃至教育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某些正确的见解与做法暂时不被人接受甚至遭到误解，这是难以避免的。既然人家没有恶意，也就大可不必怨恨人家。明智的做法是，能够解释的尽可能解释，一时解释不清的干脆不解释，自己该怎么干就怎么干;要相信“日久见人心”，更要相信“事实胜于雄辩”----消除误解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做出让人信服的成就!
至于恶意的中伤，也没有必要“奋起自卫”、“迎头痛击”，仍然不应与之争斗。因为恶意中伤者往往是小人。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人，他根本无法理解我的思想境界更无法进入我的精神世界，我何必与他一般见识呢?因为“当你与傻子吵架时，旁边的观众往往分不清究竟谁是傻子” (外国谚语)。真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大写的人”，是不可能因小人的流言而失去自己的尊严的。
当时我还有一个想法――摆脱嫉妒最好办法是“拉开距离”。想想，如果鲁迅来到我们语文组，谁会嫉妒他?假如徐悲鸿到我们学校教美术，谁会嫉妒他?当我们不管周围的流言蜚语而埋头于自己的事业，执著地前行，三年五年过去了，我们一定会将自己与那些小人的距离拉开。当他望着你的越来越远同时也越来越高大的背影自叹不如的时候，他还能嫉妒你吗?
我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
我至今都忘不了，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真诚关心和帮助的领导和老师。我还要特别感谢当时XX市教科所的副所长、语文教研员唐建新老师(他现在XX市XX区教研室工作)，他不但一直指导我进行语文教改实验，而且总是在我受到非议的时候为我大声疾呼，并在不同的场合宣传我的教改经验。这种支持甚至一直持续至今――现在我和唐建新老师虽然天各一方，但我仍然常常得到他的鼓励。
我还感谢我的岳父――他是乐山一中的退休语文教师。岳父学识渊博，简直就我的“教参”;更重要的是，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他总是给我以继续前进的力量，叫我别退缩，叫我看准了方向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我不得不再次提到苏霍姆林斯基。我从他的书中不但读到了精辟的教育理想和具体实践，也读到了对教育坚贞的信念和不向任何困难屈服的勇气。苏霍姆林斯基是一位坚持实事求是，勇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在他工作和生活的那个历史条件下，他提出每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教育观点和进行的每一项教育改革都需要追求真理的勇气。他坚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富有鲜明的独创性和大胆的革新精神，因而也常常与周围或“上面”发生冲突。例如，他在实际工作深感研究儿童是搞好教学和教育工作的基本功，因此公开指出，苏共中央1932年对儿童学的批判有过头的地方，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又如，在1955年以前，苏联学校完全取消了劳动课，而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劳动教育是实现全面发展思想的重要因素，他又眼见越来越多的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入大学的事实，因此坚持进行劳动教育，他所领导的巴甫雷什中学，从1947年起就给毕业生授予职业证书。可是，赫鲁晓夫在1958年大搞生产教学，劳动占用了过多的学习时间，这时，他又第一个出来反对这种过头的做法。他因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表面上看，苏霍姆林斯基获得了不少荣誉，但实际上，在他生前，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没有能出版。他的《我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还是通过特殊渠道在德国出版的，为此，他差点被开除党籍!
然而，如果苏霍姆林斯基因此而放弃对教育的追求，他后来就不可能成为大教育家。我当然无意把自己与苏霍姆林斯基相提并论，但是，当时我的确是这样想的：饮誉世界的教育家尚且如此，我所遇到的挫折真是微不足道的。
更何况，我遇到的挫折并不都是周围的错，我自身的确也有许多缺陷呢!心态一平和，我便开始冷静地思考来自同事的议论，同时反思自己的不足。我想，平时所遇到的来自同事的议论，不外乎三种情况：中肯的批评、善良的误解和恶意的中伤。对于中肯的批评，我应“闻过则喜”，不应“一蹴即跳”。既然是自己错了，“跳”也没用----那只会显出自己心胸的狭隘。我曾经感到委屈的是，既然是中肯的批评，为什么不当面向我提出，而要在我背后议论呢?现在我却认为，只要人家说得对，就别计较别人是当面提出还是背后议论;如果硬要“计较”，不妨“计较”一下：为什么别人不愿向我当面提出呢?真的这样一“计较”，可能又会“计较”出自己的一些不足----这不又有利于自己进步了吗?对于善良的误解，也应心平气和地对待。同事之间，在性格特点、处事方式、思维角度乃至教育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某些正确的见解与做法暂时不被人接受甚至遭到误解，这是难以避免的。既然人家没有恶意，也就大可不必怨恨人家。明智的做法是，能够解释的尽可能解释，一时解释不清的干脆不解释，自己该怎么干就怎么干;要相信“日久见人心”，更要相信“事实胜于雄辩”----消除误解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做出让人信服的成就!
至于恶意的中伤，也没有必要“奋起自卫”、“迎头痛击”，仍然不应与之争斗。因为恶意中伤者往往是小人。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人，他根本无法理解我的思想境界更无法进入我的精神世界，我何必与他一般见识呢?因为“当你与傻子吵架时，旁边的观众往往分不清究竟谁是傻子” (外国谚语)。真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大写的人”，是不可能因小人的流言而失去自己的尊严的。
当时我还有一个想法――摆脱嫉妒最好办法是“拉开距离”。想想，如果鲁迅来到我们语文组，谁会嫉妒他?假如徐悲鸿到我们学校教美术，谁会嫉妒他?当我们不管周围的流言蜚语而埋头于自己的事业，执著地前行，三年五年过去了，我们一定会将自己与那些小人的距离拉开。当他望着你的越来越远同时也越来越高大的背影自叹不如的时候，他还能嫉妒你吗?
我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
有这样一句话：“只有我自己能打倒到自己，除此之外，谁都不可能阻挡我李镇西的崛起!”――这句话，在后来的教育历程中，一直激励着我。
经过反思，我获得了精神的超越。我又开始了我仍然充满艰辛同时也充满乐趣的教育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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