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后期,“四大名旦”的局面形成:程砚秋唱腔如徇徇书生,戏迷多为知识界人;尚小云“铁嗓钢喉”,追看他戏的以北京南城商贾最盛;荀慧生台风烂漫,生活气息浓郁,市民阶层如醉如痴。唯有梅兰芳,成派早早,反倒少了流派痕迹,使各阶层观众无不喜欢,都能从他的表演中找到合自己口味的某一部分。
梅派被后人称为“没派”,一是说梅派全面,十旦九梅,大路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梅兰芳的性格。从那张著名的四大名旦合影可以发现:程砚秋昂首扬眉,尚小云意气风发,荀慧生依偎着尚小云,而梅兰芳,俨然一谦谦君子也。
说梅兰芳“谦恭”,也是因他最讲究分寸,充满了智慧,他把儒家的中庸境界化入了表演,一招一式都有“度”,在温厚平易中,将中国女性含蓄、雅致的意象呈现在观众面前。他中年后名满天下了,行里行外依旧评说梅兰芳“本分”,心力只用在台上,要把台上一切“做圆了”。
有人曾开玩笑,形容梅兰芳是“戏曲界的薛宝钗”,黄宗江不以为然,他眼中的梅兰芳圆融但不圆滑,说家常话也带着韵律。有一次,梅兰芳乘飞机经过台湾岛上空,飞机有可能被打下来。梅兰芳一手拉着儿子梅葆玖,一手拉着女儿梅葆,说:“那咱们就殉了。”
梅兰芳的另一个儿子梅葆琛,有一次看完《霸王别姬》,对父亲说,第二场虞姬手扶宝剑出场时,剑鞘在身后翘得太高,挑着斗篷不好看。结果,第二天,再演这场戏时,梅兰芳就把这个动作改了。
解放后,一个梅家的老服务员去看戏,回家说梅先生那天化妆化得脸上红色太重了些。第二天演完,梅兰芳就记得问她:“今天是不是比昨天要好些?”
在梅兰芳的时代,梨园界的规矩极大,角儿和普通人隔着银河般的距离,名角们一般也很讲派头。有一回排演《名优之死》,有中间人带着于是之、田冲等人去京剧后台体验生活。中间人向他们介绍名老生谭富英。平时谭富英最是随和,但上了妆的他面对几位立在一旁的名演员,只淡淡“唔”了一声。中间人感到非常尴尬,倒是那几位演员并不生气,说这才是角儿的气派。
梅兰芳却少有这种派头,他是一个对人极其谦恭的人。即使面对晚辈,梅兰芳也会轻轻欠着身,面带笑容,声音低低地说话。如果晚辈中有女性,他还会起身让座。解放后,有一次梅兰芳去武汉演出。开演前,一个小孩子请他签名。他低声对小朋友说:“请你原谅,在这公共场所,如果大家都来找我签名,就会妨碍台上演员的工作,扰乱秩序,是不大好的。”小朋友说:“你快给我签吧,别人不会看见的。”梅先生没法,只好把手册摆在腿上签好了递给他。与梅兰芳合作过12年的琴师姜凤山,对此感慨地说:“他啊,就怕让别人为难。”正是这份“谦恭的智慧”和一丝不苟的日积月累,造就了一代京剧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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