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晚年巴金的“文革”反思,自然想到了冰心。
认识冰心是在1983年。我很喜欢去和她聊天。作为一个世纪老人,每次聊天,她其实是在为我讲述历史。从“五四”时期第一次投稿,到在赴美轮船上和梁实秋等人一起办墙报;从“文革”中年过花甲仍被批斗、打扫马路、干校劳动,到暮年为教育、为知识分子待遇大声疾呼……
她承认,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写过一些今天看来不太有保留价值的文章。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她和许多作家一样,真诚地相信一切,把复杂的生活看得单纯而透明。她说她的有些文章是人云亦云,并没有自己真正的独立思考。她正是以这样的崭新姿态,走进她的晚年,从而,晚年的创作风格与过去相比,仿佛发生了突变。“我的文章人家说烫手。”她不止一次这样对我说。
真正理解她的是萧乾。“可以向冰心大姐学习的很多很多,但我认为最应学习的是她那植根于爱的恨。那些满足于现状、维护现状、利用现状自己发旺的人,就生怕有人对现状有所指责。其实,这样的人心里所爱的,只是他自己:他的地位、权势和既得利益,因而对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那么处之泰然,那么熟视无睹。不能恨的,根本也不能爱。”1988年在“冰心文学创作生涯七十年展览”的开幕式上萧乾这样说。
晚年冰心正是因为大胆干预生活的勇气才赢得广大读者的敬仰。如今教师的地位有了很大改善,但不能忘记20年前冰心为改善教师待遇而发出的大声疾呼。
1986年,她发表了脍炙人口的小小说《万般皆上品》和杂文《我请求》,顿时轰动全国。她转给我好几封读者写给她的信。今天,再度翻阅她的小说手稿和这几封信,不由得更加认识到晚年冰心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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