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文教育理论上，尤其在对汉语文的定位上，我们应该在传统语言理论和传统文论的基础上，重建我们自己的话语，回归我们的传统。
语文是什么? 多年来，我们总想给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因为这是语文的核心理论，若有谬误，将给课程实施带来无穷麻烦。经过反复争论和权衡，终于，新课标一锤定音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于是，语文界皆大欢喜，以为大功告成，从此就天下太平。可是，随着教学实践的深入，问题一个个出来了: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到底指什么?语文课怎样上才能体现工具性和人文性?工具性与人文性又怎样才能实现统一?统一的标准在哪里?更为严重的是，这个定性还不能从理论上解决语文教什么的问题，因此，许多教师仍处在不知语文教什么的迷雾之中，教学中存在着大量的非语文、泛语文、反语文的非理性倾向。虽然新课标对课程目标和学习方式、方法等做了较好的论述，但与存在的问题比起来，这些亮点也都显得黯谈
出现这么多问题，的确是始料不及的。我们 不禁要问:为什么会这样?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随着学习和研究的深入，我们终于清楚了，原来，是工具性、人文性这两个舶来品与我们的汉语文不那么契合。
工具性最早是由西方人提出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法同启蒙思想家卢梭《论语言的起源》都曾提到语言的士具属性。最为我国学人熟悉和信奉的是列宁《论民族自决权》中的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的语言是士具，是武器，人们利用它来相互交际、交流思想，达到相互了解的话语。其后，我同的语文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就接过了工具论的说法，奉为圭臬，再也放不下来。其实，工具性不是语言的本质属性。人是语言的动物，人具有语言性;而语言是人独有的天性，语言也具有人性，因此，属人性质才是语言的本质属性。而我们将这不是语言本质属性的工具性拿来作为汉语文的性质，怎么能不出问题？
至于人文性，虽然我国古代的《易》观乎天问，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有 人文词，但这人文是与天文相对，指的是人世间的各种现象，与语文课程的人文性好像没什么关系。人文性来自于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也是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它本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打出的一面鲜亮的思想旗帜，是体现那个特定历史阶段进程的进步文化思潮，用它来概括汉语文的特点是否合适，也是值得研究的。当然，人文精神是人类共同的文明发展结果，有一定的普适性，但它毕竟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用它来概括汉语文的特点，总给人以用西方观念来套用的感觉。汉语文的特点还是应该从汉语语言学、汉语文章学和汉语文艺学的实际来考察，为什么一定要搬用西方人的概念?我国古代文论中贯穿始终的最突出的是仁政、民本思想，也就是为民请命、怨愤著书和不平则鸣的精神，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坚毅不屈、顽强斗争的性格和先进分子的高风亮节、铮铮铁骨。从孔子的仁者爱人、诗可以怨，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与民间乐;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沸兮，哀民生之多艰到司马迁的发奋著书说和刘勰、钟荣提倡的建安风骨;从李白的济苍生、安黎元至杜甫的三吏、三别，再到白居易的救济人病，禅补时阙;从韩愈的不平则鸣到苏轼的言必中当世之过，再到李费的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这种追求先进理想的奋斗精神和反对压迫抨击黑暗的抗争精神，贯穿了我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艺思想发展的全部历史。这就是我国古代文论的主要精神和光辉传统，我们又何必一定要用西方的观念来概括汉语文的特性呢?
工具性和人文性这两个舶来品都不是汉语文的内在属性，都是外在于汉语文的属性，外在于汉语文的属性当然不能统一在汉语文之内。所以，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是个想当然的命题。听说读写的语文实践也证明了它们离汉语文很远。比如谁说话、写文章想到了什么工具性?谁又想到了要表达什么人文性?说话、写文章，首先想到的是用什么样的言来表达自己的心中之意一一 心意、情意、意见、意思、意图、意志、意愿、意念、意趣等等。因为它们是生硬移植来的洋玩意，不服我们汉语文的水士!难道我们的汉语文就没有自己的一套语言学、文章学、文艺学的话语系统吗?难道我们的汉语文真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语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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