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最大的损失是周作人附逆。
郑孝胥“走马上任”去了,我们一点也不觉得惋惜;陈柱暗中受津贴,结果不得不明目张胆地公开出来,我们也一点不为之痛心。因为他们都是属于过去一个时代的人物。他们本来是已经不在我们的队伍中的,这种人的失去,对于我们的文坛是丝毫不足轻重的。陈柱刊出他的“待焚草”,马君武先生一见便抛在一边,说道:“这些东西,不焚何待!”郑孝胥的“海藏楼诗”也不是今人之物,一个日本人到了他的海藏楼,一见,便诧叹道:“穷的诗人住了这样的大宅,我倒也愿意做一个穷诗人呢。”那样无病呻吟的东西,本来不会有什么真灵魂的。
周作人却和他们不同了,周作人是在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他倡导“人的文学”,读过不少的俄国小说,他的对于希腊文学的素养也是人所罕见的。他的诗和散文,都曾有过很大的影响。他的《小河》,至今还有人在吟咏着。他确在新文学上尽过很大的力量。虽然他后来已经是显得落伍了,但他始终是代表着中国文坛上的另一派。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地,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貌为冲淡,而实则热衷。号称“居士”,而实则心悬“魏阙”。所以,其初是竭力主张性灵,后来却一变而为什么“大东亚文学会”的代表人之一了,然而他的过去的成就,却仍不能不令人恋恋。
所以,周作人的失去,我们实在觉得十分的惋惜,十分的痛心!没有比这个损失更大了!
周作人怎样会失去的呢?
我在“七·七”以前,离开北平的时候,曾经和他谈过一次话,这是最后的一次了。这时,抗战救国的空气十分的浓厚。我劝他,有必要的时候,应该离开北平。他不以为然。他说,和日本作战是不可取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他持的是“必败论”。我说:不是我们去侵略日本,如果他们一步步地追进来,难道我们一点也不加抵抗么?他没有响,后来我们便谈他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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