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与文艺的名人故事

　　李叔同约丰子恺等几名学生到他房间谈话。他拿起一本包书皮上写有“身体力行”四字的《人谱》，翻到一页给大家念道：

　　唐初，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許其贵显。裴行俭见之，曰：“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章，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

　　念完这段话，李叔同对学生们说：“《人谱》中的这一条，是从《唐书·裴行俭传》中节录出来的，重要的是‘先器识而后文艺’这句话。这里的‘贵显’和‘爵禄’，不可呆板地解释为做官，应该理解为道德高尚、人格伟大的意思。”所谓“先器识而后文艺”，用现在的话说，大约是“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更具体地说，就是“要做一个好的文艺家。必须先做一个好人”。一个文艺家倘若没有“器识”，无论技术如何精通熟练，亦不足道。这也就是说，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