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出塞五首其二》翻译赏析

　　《后出塞五首其二》作者为唐朝诗人杜甫。其古诗全文如下：

　　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

　　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

　　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

　　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

　　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

　　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

　　【前言】

　　《后出塞五首其一》是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组诗作品。这五首诗以一位军士的口吻，诉说他从应募赴军到只身脱逃的经历，通过一个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安史之乱“酿乱期”的历史真实。第二首，接上叙述在路上的情事；第三首，写军士到蓟门军中之后所起的反感；第四首，进一步揭发蓟门主将的骄横，已到了顺我者生、逆我者死的地步；第五首，军士诉说脱身经过，以及到老孤独的情景。全诗艺术地再现了一个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

　　【注释】

　　[9]洛阳东面门有“上东门”，军营在东门，故曰“东门营”。由洛阳往蓟门，须出东门。这句点清徵兵的地方。

　　[10]河阳桥在河南孟津县，是黄河上的浮桥，晋杜预所造，为通河北的要津。

　　[11]大旗，大将所用的红旗。《通典》卷一百四十八：“陈（阵）将门旗，各任所色，不得以红，恐乱大将。”这两句也是杜甫的名句，因为抓住了事物的特徵，故能集中地表现出那千军万马的壮阔军容，下句化用《诗经》的“萧萧马鸣”，加一“风”字，觉全局部动，飒然有关塞之。

　　[12]幕，帐幕。列，是整齐的排列着。这些帐幕都有一定的方位和距离。

　　[13]因为要宿营，所以各自集合各自的部队。

　　[14]因军今森严，故万幕无声，只见明月高挂无中。上句也是用环境描写来烘托“令严”的。

　　[15]悲笳，静营之号，军令既严，笳声复悲，故惨不骄。

　　[16]嫖姚，指西汉大将霍去病。“嫖姚”同“剽姚”，霍去病曾以“嫖姚校尉”一战成名。

　　【翻译】

　　清晨，我到东门营报到，傍晚，就开拔到了河阳桥上。晚霞映照迎风招展的军旗，战马与萧萧朔风呼应嘶鸣。一望无际的沙原排列着无数行军帐幕，行伍首领各自召集手下的士兵。夜空中，高高悬挂朗朗明月，军令森严，整个营地寂然无声。几声悲咽的茄声划破长空，从军壮士神情肃然，失去了往日骄纵之情。借问统领军队的大将是谁？大概又是一个嫖姚校尉霍去病。

　　【赏析】

　　《后出塞五首》叙写一个军士脱身归来的经历，通过他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宝之变“酿乱期”的历史真实。组诗主人公是募兵制下的一个应募者形象。他是一无牵挂的汉子，乐意当兵吃粮。诗中提到相赠吴钩的“少年”，当属唐诗中常常写到的少年游侠一类人物。物以类聚，此诗主人公也应是这一类人物。组诗第一首系主人公自叙应募动机及辞家盛况；第二首叙赴军途中情事，尚归美主将；第三首是诗人的议论；第四首则揭露蓟门主将的骄横；第五首则写逃离军旅的经过。此组诗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对此诗的赏析，便应围绕这一中心来进行。

　　一度怀着功名万里雄心的军士后来逃归，其逃离的动机，诗中说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蓟门军中看到“主将”（当指安禄山）日益骄横、目中无君，而朝廷一味姑息养奸“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自己本为效忠国家而来（“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却上了“贼船”，“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了。

　　诗一开始就讲得很明白，主人公赴边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兴语，往从骄帅者，赏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龙）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谓“重高勋”的“今人”、“奋身勇所闻”的“貔虎士”中的一员。“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属于这类人物的夸耀口吻。从第一首“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到第五首“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见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赏的思想是一贯的，并未发生何种转变。“古人重守边”六句，不能理解为诗中人思想的转变，而只能理解为诗人自己对时事的评议，或者说它们恰恰是诗人对笔下人物思想、行动的一种批判。说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还不够，应该说这是作者直接激扬文字，站出来表态。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在杜甫诗中原是并不罕见的。

　　据《通典》称：“国家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竟图勋伐，西陲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罗之战，云南渡沪之役，没入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溃之势，岂可量邪！”当时的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原因；兵制的改变，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农的一种兵制，将帅不能拥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没有武夫割据事件。而募兵之行，诚如李泌所说，应募兵士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他们贪功重赏，形成军中好战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正是“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野心的将帅也就得到长成羽翼的机会。

　　《后出塞五首》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特定时代的历史生活。诗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个应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应募兵通常有的贪功恋战心理，又有国家民族观念。他为立功封爵而赴边，又为避叛逆的“恶名”而逃走。组诗在欢庆气氛中开头，凄凄凉凉地结尾，是一出个人命运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