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颜鲁公祠堂记》原文及翻译

　　原文：

　　赠司徒鲁郡颜公，讳真卿，事唐为太子太师，与其从父兄杲卿，皆有大节以死。至今虽小夫妇人，皆知公之为烈也。初，公以忤杨国忠斥为平原太守，策安禄山必反，为之备。禄山既举兵，公与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后，贼之不能直窥潼关，以公与杲卿挠其势也。在肃宗时，数正言，宰相不悦，斥去之。又为御史唐所构，连辄斥。李辅国迁太上皇居西宫，公首率百官请问起居，又辄斥。代宗时，与元载争论是非，载欲有所壅蔽，公极论之，又辄斥。杨彦、卢杞既相德宗，益恶公所为，连斥之，犹不满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惭其言，后卒缢公以死。是时公年七十有七矣。

　　天宝之际，久不见兵，禄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动，公独以区区平原，遂折其锋。四方闻之，争奋而起，唐卒以振者，公为之倡也。当公之开土门，同日归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余万。由此观之，苟顺且诚，天下从之矣。自此至公殁，垂三十年，小人继续任政，天下日入于弊，大盗继起，天子辄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观望。能居其间，一忤于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于再三忤于世，失所而不自悔者，盖未有也。若至于起且仆，以至于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则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学问文章，往往杂于神仙、浮屠之说，不皆合乎理，及其奋然自立，能至于此者，盖天性然也。故公之能处其死，不足以观公之大。何则？及至于势穷，义有不得不死，虽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与。维历忤大奸，颠跌撼顿至于七八，而终不以死生祸福为秋毫顾虑，非笃于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观公之大也。

　　夫既自比于古之任者矣，乃欲顾回隐，以市于世，其可乎？故孔子恶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杀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谓仁者欤？

　　今天子至和三年，尚书都官郎中、知抚州聂君厚载，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抚州林君，相与慕公之烈，以公之尝为此邦也，遂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过予之家而告之曰：“愿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尽者，固不系于祠之有无，盖人之向往之不足者，非祠则无以致其至也。闻其烈足以感人，况拜其祠而亲炙之者欤！今州县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复议。二君独能追公之节，尊而祠之，以风示当世，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谓有志者也。

　　译文：

　　被追赠为司徒的鲁郡颜公，名真卿，在唐朝为太子太师，和他的堂兄杲卿，都为保持崇高的节气而死。直到今天，即使是平民百姓也都知道颜公的忠烈。当初，颜公因为触犯杨国忠被贬为平原太守，他预计安禄山必反，为这事做了准备。安禄山叛乱后，他和常山太守颜杲卿攻打贼军的后方，贼军之所以不能长驱直入潼关，就是因为颜公与杲卿阻挡了他们的势头。肃宗再位时，颜公屡次直谏，宰相不高兴，颜公被贬离开朝廷。颜公又被御史唐旻陷害，一连几次遭到贬斥。李辅国逼太上皇迁往西宫居住，颜公首先带领百官请安问候起居，又当即遭到贬斥。唐代宗时，颜公同元载争论是非，元载想蒙蔽皇帝，颜公上书竭力陈说自己的主张，又当即遭到贬斥。杨炎、卢杞相继在德宗时担任宰相，更加讨厌颜公的所作所为，接连贬斥他，还不满意。李希烈攻陷汝州后，卢杞就派颜公到李希烈那里去招抚，李希烈开始还因颜公的言论而感到惭愧，最后还是将颜公缢杀了。这时颜公已经七十七岁了。

　　天宝年间，多年没有战争了，天下太平。安禄山谋反后，天下人无不感到震惊。唯独颜公以小小的平原郡，挫败了敌军的攻势。四面八方听到这个消息，争先恐后地奋起响应。唐朝最终能够振兴，就是颜公在为之倡导啊。当颜公大开土门要塞时，当天归附他的就有十七个郡，军队有二十多万人。由此看来，只要顺应形势并有诚心，天下人都会服从他。从此以后一直到颜公死去，将近三十年，小人连续执政，天下日趋混乱，大盗接连不断地起来谋反，天子常常外出避难。唐朝在朝中的大臣，大多畏缩观望。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一件事得罪当世权臣从而丢官却不后悔的人，是很少的。至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得罪当世权臣，因而丢官却不后悔的人，几乎是没有的。至于刚起来又跌倒有七八次之多，终至丧命却不后悔的人，天下只有一人，就是颜公。颜公的学问文章，往往混杂道教、佛教的说法，不是都合于儒家的伦理，至于他奋起自立，能达到这样的境地，大概是由于天性如此吧。所以，仅从颜公能正确地看待自己的死，并不足以看出颜公的伟大。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大势已去，在道义上不得不死的时候，即使只有中等才德的人也会努力做到这样，何况像颜公这样自信的人呢！颜公多次触犯大奸臣，遭贬受害七八次，而始终丝毫不顾虑自己的死生祸福，不是笃信大道的人是不能如此的，这才足以看出颜公的伟大。

　　世间安定与混乱不同，而读书人的为官与去职选择也有差异。比如伯夷的清廉避世，伊尹的以天下为己任，孔子在时局动荡中的奔波，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原则。已经把自己与古代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相比，却还要瞻前顾后、回避隐藏，以讨好世俗，难道可以吗？所以孔子厌恶那些鄙陋浅薄的人，认为他们不能很好地侍奉君主，而赞扬那些杀身成仁的人。像是颜公（这样的人），不正是孔子所称道的仁者吗？

　　宋仁宗至和三年，尚书都官郎中、抚州知州聂厚载，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苏州林慥，共同仰慕颜公的忠烈，因为颜公曾在此地任职，于是就在抚州建立祠堂纪念他。祠堂建成后，两人来拜访我，并对我说：“希望写一篇文章记述这件事。”我认为颜公的赫赫业绩不可尽说，本来就不在于祠堂的有无，但人们对颜公的向往之情难以表达，如果没有祠堂就不能尽情地表达他们的仰慕之情了。光听到他的忠烈事迹就足以让人感动，更何况到他的祠堂拜祭，亲身感受他的熏陶呢？现在州县的政事，凡不属于法令规定的，世人一般就不再提及了。唯独聂、林二人能追念颜公的大节，尊敬他，建祠纪念他，用以感化当世之人，做法令无法涉及的事，这真可以称得上有崇高志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