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往还,本是人类传递信息、交流情感的常见形式,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昌达,书信往来逐渐退出人们交际网络,而代之以短信、微信。这种网络信息传递方式,以其快捷、简便的特点为大家所普遍使用;但是,也正因为这个特点,而使信息传递缺少了等待信息到来的急切与期盼,缺少了书写时的认真与诚挚。因此,我还时常怀念书信时代。
上古并无书信,实物信是书信的前身,往还全靠人的传递,口说无凭,便以实物为证,甚至附加几颗红豆,以示相思。后来仓颉造书,人类有了文字,便有了书面的信息,信由此而生。造纸术发明之前,书信大多写在绢帛或竹简之上,被称为“尺素书”“尺牍”“尺牒”“锦书”。“信”从身从言,《说文解字》云:“人言为信。”“信”字便有了信息、诚信之意,书信便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还有了真诚情感的传达,加之古代交通不便,书信往来极为困难,若有战乱阻隔,更是“家书抵万金”,因而古人对于书信极为重视,信函的制作也极为浪漫。最初,书信隽写在丝帛之上,被称为尺素,再以双鱼形的“函”(装信的匣子)封存,以“缄”(丝绳)捆束,再盖以封泥。因此,书信也被称为“鱼书”。一封鱼书,字字珠玑,情真意切;因此才有了乐府中的“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白居易的“白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傍乡村”;岑参的“相思难见面,时展尺书看”;王昌龄的“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李清照的“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等诗句;也有了鱼雁传书的浪漫故事。
中国人重视书信,不仅表现在外在形式上,对文字的运用也极为考究。仅书信的提称语就非常丰富。对年高德劭者有“垂鉴”“赐鉴”“钧鉴”,对身居高位、有功勋业绩者用“勋鉴”,朋友往来用“雅鉴”,夫妻书信往还用“爱鉴”,闺蜜之间用“芳鉴”。这些用于比后来的书信称谓简化为“同志”要丰富有趣得多,也比现在盛行的“亲”要庄重雅致得多。
书信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传递,情感交流;书信的精品可以称之为艺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和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便是其中翘楚。这些书信精品言辞之肯綮,情谊之真切,令人回味无穷;使人虽远在天涯,确如近在咫尺。
随着网络的发展,人们渐渐忽视了书信的存在,书信给人带来的真挚情愫以及艺术享受渐渐地消失。短信、微信、视频聊天的盛行,在使人天涯咫尺的同时,也使人与人的交往在逐渐疏远,使人的内心在渐渐的冷漠。信息群发、上网搜素网络写手的段子,使人的交流失去了真诚,产生咫尺天涯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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