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岁那年入学,学校就在我们东边邻村,离家一里地。
这所学校在村南边,共三排房子,南北两排长些,各有三四个教室,中间一排两个教室,老师住室在北边一排西头。学校正当院有棵大榆树,上面挂钟。正门朝西,门口就是操场,东边也没有围墙,可以自由出入,村民戏称为光屁股学校。
学校都是瓦房,北边一排盖得最早,为了省料,用的全是单砖。我在北边一排上一年级时,北墙当腰里掉了几块砖,坐在教室就可以看到鸭子在坑里戏水。教室的设施也简单,凳子一律由学生自带,低年级课桌是二指厚、几庹长的木板,一板一组。南边一排是四五年级,课桌都是泥巴台子。有同学为追求平整,在上面泼上水,待半干时用烂碗片一下一下搪,竟也搪得油光发亮。只有两个初中班用课桌,在中间一排。村办小学原是不准办初中的,听父亲说,这样可以缓解镇上中学的压力,这种模式,叫“戴帽初中”。
那时学校师资缺乏,全校只有校长一人是公办教师,正儿八经由国家发工资。校长五十多岁,身材偏胖,满头白发,看上去很和蔼,但我们都怕他。剩下的教师,都是民办。民办老师脱离生产劳动,由生产队记工分。当民办老师可以脱产,活儿又体面,大队干部争着把自己的子女、亲属往学校安排,造成老师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甚至小学毕业也当起了民办(这批老师中能坚持从教二十年以上的,后来大都转成了公办老师)。民办教师一个月只有几块钱津贴,口粮仍在生产队分,生活水平不比村民们高多少。有时我们到老师宿舍去,老师的饭已做好,但并不揭锅—那里面,大多也是一锅红薯疙瘩。校长就不一样了,他是商品粮户口,有购粮本。由学校毗邻一位干净爽利的农妇给他做饭,吃白面馍,顿顿有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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