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走得最远的文人(2)

　　问：许多人把您作为偶像，您有自己的偶像吗?

　　答：有，而且很多。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人物新周刊”栏目要现场观众猜测我心中的中国文化偶像，观众们基本上是猜对了，三个：李白、苏东坡、鲁迅。理由是：李白开拓了中华文化自由放达的生命力;苏东坡提供了把灾难化作快乐的审美程序;鲁迅首先解剖国民性，并找到了与广大国民沟通的文学方式。选为偶像，并不是因为他们高大地矗立在彼岸，而是因为自己在人生跋涉的长途中常常可以从他们那里借得一星灯火。我心中也有不少外国偶像，年代近一点的有罗素、爱因斯坦和萨特。

　　问：从小到大对您影响最大的人是哪一位?父母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答：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母亲。她主要是从两方面影响了我：一，彻底的善良和朴实。受了再大的委屈也不会疾言厉色，只会默默忍受，埋头做事;得了最大的荣誉也不会喜形于色，只会淡淡一笑，不再提起。二，无私的文化责任感。她当年从上海逃难回乡，是乡间唯一有文化的人，义务地承担起了夜夜为各家乡亲写信、读信、记帐、扫盲的重担。她说，这是有文化的人理该做的事。在我7岁那年，她又把这副重担全部交给了我。这使我一生保持着文化责任感，也使我的写作永远有“收信人”。

　　我小的时候跟着妈妈住在家乡，而爸爸则在上海工作，只有很短的探亲期，因此有点生疏。我到上海读书后爸爸工作一直很忙，一到“文革”他第一批被“打倒”，长期被关押。“文革”灾难过去后他已老了，而我则越来越忙，因此父子间沟通的机会仍然不多。但在他去世的那一天，我突然产生了震撼性的感动。他的一个私人抽屉被打开了，我们发现他一直收藏着当年在关押时写给造反派当权者的大量申请书底稿，每一份都是为了家人的最低生活限度向当权者借钱，每送出一次都遭来一次批斗。但他还是一份份地送，在没有任何效果的情况下尽着一个父亲、丈夫、儿子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