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书信中的汪曾祺(4)

　　1962年10月15日，沈从文在给朋友程应镠的信中写到：“……曾祺也在北京，是从张北农村学习三年不久回来的，体力健康，精神也好，在《人民文学》前几期写了篇小说，大家都承认‘好’。值得看看。目下在一个京剧团作事，还在写，下月可能还篇更好的发表。本月份《北京文艺》也有一篇。人太老实了，曾在北京市文联主席‘语言艺术大师’老舍先生手下工作数年，竟像什么也不会写过了几年。长处从未被大师发现过。事实上文字准确的深度，可比一些打哈哈的强得多。现年快四十了，他的同学朱德熙已作了北大老教授，李荣已作了科学院老研究员，曾祺呢，才起始被发现。我总觉得对他应抱歉，因为起始是我赞成他写文章，其次是反右时，可能在我的‘落后非落后’说了几句不得体的话。但是一切已成过去了，现在又凡事重新开始。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可谓是嘉惠之词，溢于言表。程应镠早年曾就学于西南联大，应是与汪是前后届同学。

　　此后，汪曾祺接手改编京剧《芦荡火种》，依然大获成功，尤其体现人物特性的文学语言风格，引入京剧人物对话，达到了出乎意想的效果。1964年7月25日，沈从文在给程应缪的信中，特别写到了这一点：“……汪曾祺改编《芦荡火种》文字方面成就值得注意，昨《人民日报》有专文介绍，说得很恰当得体。同时上演剧本不下廿种，似乎还少有能达到汪作水平。可知剧改由笔下较好作家(甚至于由第一流作家)来参预是极合理的。因为观众多，阶层广泛，改得好，教育意义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