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书信中的汪曾祺(2)

　　离开西南联大后，汪曾祺先是留在昆明，边在中学教书，边在沈从文指导下写小说。后去了上海，因为没有文凭，生活自然毫无章法可言。已经回到北平并任北大教授的沈从文，依然关心着汪曾祺，并继续替其介绍职业。1947年2月初，沈从文致函李霖灿、李晨岚等朋友，推介汪曾祺：“我有个朋友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能写好文章，在联大国文系读过四年书。现在上海教书不遂意。若你们能为想法在博物馆找一工作极好。他能在这方面作整理工作，因对画有兴趣。如看看济之先生处可有想法，我再写个信给济之先生。”沈从文一直高看汪曾祺，视其为朋友。李霖灿、李晨岚等时供职南京中央博物院。著名考古学家李济之，时任中央历史博物馆馆长。其实当时，沈从文也受到了来自于不同阵营思潮的冲击，内心的震荡是剧烈的，仍心系学生，可见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刮目相看。

　　解放后，沈从文离开北大并文学界，进入历史博物馆工作。汪曾祺则来到北京，先是在市文联工作并在所属《说说唱唱》杂志任编辑，后调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任《民间文学》编辑。此间，汪开始京剧剧本的写作。

　　反右运动开始，汪被划成右派，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科所劳动。1960年10月被摘去右派帽子，继续留在农科所做事，因擅绘事，被派往马铃薯研究站画马铃薯图谱。此段，应是汪一生中最为晦暗的岁月。

　　这时，沈从文的日子也不好过。继续在历史博物馆干着讲解员的活，身体也出现了问题，罹患了严重的高血压并心脏病，便于1960年底入住阜外医院治疗。即便如此，汪曾祺的遭遇依然是放在沈从文的心上的。1961年1月22日，沈从文在阜外医院写信给汪曾祺，鼓励其能够通透些，从容些。自然写得有些隐晦：“……从气功技术看，有时可能也用得着说‘是否当运’四个字。当运即科学。不当运，即老古董迷信而已。因为事实就是这样!”在同一封信中，沈从文鼓励汪曾祺坚持写作，并要保持一种由内而发的常态，是这样写的：“……因此一个人如果能够用文字写作，又乐意终生从事于这个工作，对于写作，还是始终要有一颗顽强信心。这种信心是肯定生命一种正常态度，扩大延续生命一种目的。要从内而发，不决定于外在因子。如仅从外在‘行市’而作，工作是不可能持久终生的。我们用这点空想来互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