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旱——压倒王安石新法的最后一根稻草(2)

　　变法动了谁的“蛋糕”?

　　干旱本是自然的事情，但古人并不这么看。

　　孔子在编写《春秋》的时候，对于日食、彗星的出现，山崩、地震、水旱等严重的灾害，都要加以记录。他认为自然界的这些异常和人类社会的政治事变具有必然的联系。孔子的孙子子思在《中庸》中总结了这一思想，说“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显而易见，这是把天与人关联在一起的思想。

　　汉代思想家董仲舒首先对这种天人观作了完整的表述，他认为“天”出于对人君的仁爱，会以灾异谴告的形式对国家政治的过失提出警告。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当水、旱、蝗乃至地震等重大的自然灾害发生之时，统治阶级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有过错。

　　因此，熙宁七年这场严重的旱灾最终演化为对人事的检讨。

　　而当时最大的人事，莫过于王安石变法。

　　宋王朝自太祖皇帝开国，历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至神宗皇帝即位，已经百余年了，当初为纠正残唐五代时藩镇割据之弊，制定的“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历经数朝而不改，其弊端日渐显露，而宋初因为救人才紧缺之急，大量开科取士的做法沿用下来，造成了庞大的官僚队伍，到庆历年间，已“十倍于国初”，达到了一万多人，导致冗官、冗费激增。同时，因连年对西夏用兵，加上澶渊之盟后每年要给辽国的岁币等，浩大的军费开支使财政不堪重负，至英宗治平二年(1605年)，帝国财政终于出现了赤字。同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土地兼并又迫使农民转职军旅，使得军队人数激增，军费开支越来越多，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北宋帝国陷入了恶性循环。　　宋神宗和王安石正是在帝国无比危难的时刻，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后在地方为官。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土地兼并。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但他的改革主张并没有得到宋仁宗的重视，直到宋神宗即位。熙宁初年，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新法，史称“熙宁变法”，也叫“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从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了土地兼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