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改革,一成一败,为何?
为什么王安石的鄞县施政相当成功,而作为其扩展版的熙宁变法最终失败?确实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时人的回答主要有二:
一是“易其地,执其法,亦不可行也。”他们认为,王安石新法“行于一邑则可”,“行于天下不可也”。此说不无一定道理。南北“风俗”大不相同,各地社情千差万别,某些新法往往宜于南而不宜北,宜于此而不宜彼,不应一刀切。何况一县易于管理,全国难于掌控。
二是“非其人,不能行。”楼钥感叹道:“呜呼!使一时奉行者,皆能如公(指王安石)之在鄞,则天下岂以为病哉!”确实,仅以熙宁初年的宰执班子为例,当时人形象地称之为“生、老、病、死、苦”。“盖言安石生,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也。”王安石虽然生龙活虎,但孤立少助。“自宰执同列无一人议论稍合,而台谏章疏攻击者无虚日。”高层状态如此之差,且协同不一致,变法固然难以顺利推进。
然而愚意以为,以上两说均未击中要害,民众的满意度才是问题的关键。当年鄞县老百姓充满获得感,熙宁年间的民众则满意度极低,其根源在于王安石的鄞县施政和后来的熙宁变法相同之中多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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