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歌艺术成就

　　引导语：陶渊明诗歌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自然、清新，富有韵味，历来被人赞颂。下文就是有关他的诗歌艺术成就的知识，欢迎大家阅读了解学习。

　　陶渊明诗歌，从内容到艺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独树一帜的。其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造了安静悠闲的田园境界

　　田园诗是陶渊明的独创，这是他在中国诗歌创作领域所开辟的一个新园地。他因此有“田园诗人”之称，是田园诗的开派者。陶渊明不像一般隐士那样遁入山林，与鸟兽为伍，而是“结庐在人境”，选择了田园。他是“庐山底下一位赤贫的农民”(梁启超《陶渊明》)，是一位“半农半读”(朱光潜《陶渊明》)的劳动者。在陶渊明笔下，田园里的一草一木无不充满灵性。他在这里种豆、锄草、灌园、获稻、摘蔬、饮酒、出游、交友、读书、弹琴、赋诗，感到乐在其中。秋菊、孤松、榆柳、桃源、良苗、新葵、桑麻、飞鸟、游鱼、狗吠、鸡鸣、南窗、荆扇、东篱、南山、平畴、远村、墟烟，又让他悠然自得。耕田与为官、田园与官场形成对立，在这对立中，陶渊明寻到了理想人生的座标，也寻到了抒写人生的载体，获得了精神的愉悦。这些平凡的农事村景一经诗人点化，便进入了安静悠闲的诗的境界，田园也不再是贫穷饥饿、劳累痛苦的所在，而是令人神往的乐园。当然，这境界的得来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它是诗人对社会、人生苦苦求思而又不乏理想成分的结晶。梁启超说：“‘辛苦无此比，常有好容颜’这两句话，可算得他老先生自画‘行乐图’……他的快乐不是从安逸得来，完全从勤劳得来。”又说：“渊明是'农村美'的化身，所以他写农村生活，真是入妙。”(《陶渊明》)陶渊明之后，田园诗不断发展，到唐代就形成了田园山水诗派。宋以后，描写田园的诗人就更多了。

　　(二)、形成了平淡自然的艺术风格

　　平淡自然是陶渊明诗歌的基本风格。这一艺术风格的形成主要是诗人所表现的静穆平淡的田园风光和农村日常生活，以及他处于这种环境中恬静自然的心情决定的。同时，又与诗人在表现这些内容时所运用的质朴无华的语言和不事雕饰的白描手法密切相关。诗人自称：“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五柳先生传》)“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饮酒》序)这是他创作的态度与目的。写诗既然是为了“自娱”而非娱人，就会写自己喜爱的生活内容，就用不着雕饰，所以陶渊明写诗与其做人一样“忘怀得失”。宋人严羽说：“渊明之诗，质而自然耳。”(《沧浪诗话》)“质而自然”，就是平淡自然。梁启超也说陶渊明的“文艺只是‘自然’的体现”(《陶渊明》)。如“种豆南山下”，“今日天气佳”，“日暮天无云”，“春秋多佳日”，“采菊东篱下”，“草屋八九间”等，都是为人熟知的内容和明白如话的“田家语”(钟嵘《诗品》)，自然天成，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从美学角度看，平淡自然也是一种美，而且是一种不易达到的美。明人许学夷讲自己学陶的体会时说：“靖节诗甚不易学，不失之浅易，则伤于过巧。予少时初学靖节，终岁得百余篇，率浅易，无足采录。今间一为之，又不免类白、苏矣。因遂绝笔，不复为也。”(《诗源辨体》)至于陶诗不易学的原因，唐顺之说：“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答茅鹿门知县》)

　　(三)、平淡自然中的情趣与理趣

　　陶渊明诗歌重在写心境，从众人常经之事、常见之物中发掘不易体悟的人情事理。他写田园、写禾木，但这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善于把自己的情感倾注在他描写的景物上，做到“物皆著我之色彩”(王国维《人间词话》);同时，他写自然景物不求形似，更不像谢灵运那样重在客观的描绘，只是着意于神貌的点染，写出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也正因为如此，陶渊明诗歌于平淡自然中充满了情趣与理趣。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中“倾耳无希音，在目皓已洁”二句，从声、色两方面勾勒了雪落无声、满目皓洁的景象，诗人似乎是用心与自然交流。《归园田居》其五中“山涧清且浅，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六句，写诗人从山涧归来，杀鸡备酒，邀请邻居一起通宵宴饮，很有田家风味。《饮酒》其九中“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二句，写诗人清晨听到有人敲门，因急着开门，把上衣下裳都穿颠倒了，形神毕肖，心情可知。陶渊明是“心处闲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元人陈绎曾《诗谱》)。他以真情真意对待世间一切。陶渊明对宇宙、历史和人生有自己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又常常通过平凡的事物与通俗的语言表现出来，取得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这就使他的诗拥有了理趣。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杂诗》其一)“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同上)这些诗句，意味深长。苏轼说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元好问也说陶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十三首》)。陶渊明是诗人，也是思想家，又是个很重视涵养的诗人与思想家。他以思想家的头脑思考社会与人生、历史与现实，以“平民诗人”(胡适《白话文学史》)的身份来作诗。

　　(四)、平淡自然中的隐曲与豪放

　　如果说陶渊明诗歌的平淡自然是从源头缓缓溢出的泉水，又汇成缓缓而进的主流，那么隐曲与豪放则是分支和涡旋。其诗隐曲与豪放的情调，出现在晋宋易代及此之后。《饮酒》、《述酒》、《咏贫士》、《拟古》等诗中的不少篇章，就有隐曲的情调。如《饮酒》其四：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这首诗乍一看并不奇奥，鸟、竹、木等意象均为平常之物，以物喻人的意向也很分明，但它的主题曾引发了研究者的多种猜疑。如赵泉山说：“此诗讥切殷景仁、颜延之辈附丽于宋。”(元人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三引)清人温汝能则说：“通首俱是比体，靖节矢志不肯附宋，饮酒托兴，聊借物以自况。至讥切殷、颜辈，似非正旨。”(《陶诗汇评》卷三)同一首诗，人们对它的理解却得出“附丽于宋”与“不肯附宋”相反的结论，其隐曲的情调是显而易见的。《读山海经》、《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等诗，则表现出豪放的情调。如《咏荆轲》：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这首诗借古喻今，热情地歌颂了荆轲刺秦王的的英勇事迹，表现了诗人对强暴者的反抗精神和愤恨感情。这种“金刚怒目”式的慷慨激越与“悠然见南山”的闲适飘然，形成鲜明对比(见鲁迅《〈题未定〉草(六)》)。朱熹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朱熹肯定了陶诗豪放的一面，又注意到了“豪放得来不觉”。这“不觉”，其实也是“平淡自然”的体现。

　　(五)平淡自然中的语言锤炼

　　陶渊明诗歌虽然运用的是质朴无华的田家语言和不事雕饰的白描手法，看似“信手写出”，但这并不表明诗人对语言没有经过锤炼，其实这正是锤炼的结果，只是不露痕迹，自然得很，让人不易看出。这也是陶诗“自然本色，天衣无缝，到艺术极境而使人忘其为艺术”(朱光潜《陶渊明》)的原因之一。如《移居》其二“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中的“呼”字，十分平俗，但出语的粗朴反见邻里间情意的真率，也见出诗人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自由，如果换上“请”、“邀”等，就逊色了不少。《乞食》“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中的“拙”字，表现了诗人向人乞食时笨嘴拙舌、难以启齿的情景。诗人特别喜欢写松、菊、云、鸟，又都能体现其思想性格。如写鸟，除有《归鸟》诗表现归隐的旨趣外，还有“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这是以鸟喻出仕和济世怀抱的;“望云惭高鸟”(《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这是以鸟喻向往自由生活的;“羁鸟恋旧林”(《归园田居》其一)、“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五)，这是以鸟寄思归的;“众鸟欣有托”(《读山海经》其一)，这是以鸟喻隐居欣慰之情的。鸟的出林、遭际、归林，与诗人出仕、受挫、归隐相比附，鸟的形象成了诗人的艺术化身。不经精心锤炼，如何能将鸟的行止与人的性情描摹得这样充分和贴切?明人王圻《稗史》说：“陶诗淡，不是无绳削，但绳削到自然处，故见其淡之妙，不见其削之迹。”这就是“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宋人惠洪《冷斋夜话》)，所以苏轼说：“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与苏辙书》)关于陶诗艺术，朱光潜在吸收前人论点的基础上，评价说：“总合各家的评语来说，陶诗的特点在平、淡、枯、质，又在奇、美、腴、绮。这两对恰恰相反的性质如何能调和在一起呢?把它们调和在一起，正是陶诗的奇迹。”(《陶渊明》)这可视为陶诗艺术特征和成就的的论。

　　认识发展：小时候，陶渊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年时期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其后他有四次出仕，最后一次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督邮，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至此，他的认识思想完全转变为安贫乐道，寄意田园，恬静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