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歌抒情特点

　　建安诗歌无论在题材上,还是从情感取向及情感 表现上,都已显露出明显的抒情特色。建安诗歌正式宣告并奠定了诗歌抒情特征的地位,使诗歌功能开始由叙事转向抒情,从此,我国诗歌真正走上了抒情的道路。

　　建安是汉朝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刘协的年号，当时的国政已经持于曹操之手，而文学上的建安时期比建安这个年号所存在的时间前后各长二十年。

　　建安时代，上承《诗经》、《楚辞》，成为我国古代诗歌史上一个新的高峰，诗歌的特点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慷慨激昂。建安时代的五言诗涌腾，打破了汉代诗坛四百年沉寂的局面，五言诗从此兴盛，七言诗从此初步奠定基础。

　　建安时代的主要作家有三曹和建安七子等，他们都生活在北方的魏王朝中。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父子，曹操诗的特点是深沉古直，气韵沉雄，他的诗今存二十余首，都是乐府。一部分是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的苦难，如《蒿里行》、《苦寒行》、《却东西门行》;另一部分表现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如《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等，《诗评》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曹丕诗风格纤弱，他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首七言诗，写景抒情都很细腻，诗逐句押韵，说明这一时代的七言形式尚未成熟。

　　曹植的诗慷慨活泼，词藻丰富华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名都篇》、《白马篇》、《赠白马王彪》、《美女篇》、《洛神赋》、《野田黄雀行》都是他的名作，《诗评》曰：“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

　　建安七子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 其中孔融年龄最大，仅存诗七首;王粲的成就最高，诗赋都很出色;陈琳、阮瑀除诗歌外还擅长公牍文书;刘桢的五言诗在当时名气很大;徐干的情诗写得很好;应瑒的诗较为平淡。

　　《建安诗三百首评注》选择了建安时代流传下来的三百首诗，建安文学多是文人诗，它的语言较之《诗经》和《古诗十九首》都更难懂，《建安诗三百首评注》对所选的诗歌都加以评点和详细的注释，有助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

　　相关介绍

　　建安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加以发展、改造。

　　就继承方面来说，从汉乐府民歌中兴起的五言诗形式，被建安诗人普遍使用，加以发展，并成为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最基本的形式。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对文人诗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且，采用乐府诗题，沿袭乐府民歌中常见题材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的文人诗中占了很大的比例。

　　发展历程

　　就发展和改造方面来说，首先，过去作为诗歌主体的乐府民歌，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创作。它们由某些无名作者最初写成以后，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加以改造，很少能表现出作者的个性特征。而建安时代，就不大有作品无主名的现象。这些与作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作品，常常也和作者个人的特殊经历、情感和独特的审美爱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促使诗]歌向风格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其次，汉乐府民歌中叙事诗为数较多，因为带有故事趣味的作品容易为普通民众接受，得到广泛流传。而建安文人诗绝大多数是抒情之作，即使采用乐府诗题，也很少具有故事性。

　　第三，过去作为文人文学之主体的辞赋的某些特点，也被带到诗歌领域中来。辞赋最显著的特点是语言华丽，而乐府民歌一向是朴实无华的。建安诗人中，不乏作赋的名家，王粲、曹植就是突出的代表。他们的诗，也明[显带有华丽的倾向。而且，在辞赋中较早就被大量运用的骈偶手段，在诗歌领域内，也是由他们率先使用的。这些骈偶(即对仗)诗句，还显示出有意锤炼的痕迹。

　　总之，建安文人诗既受了乐府民歌的影响，同时开始向文]人化的精致华美转变。这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开端。曹丕说“诗赋欲丽”，正反映了当时普遍的文学观念。不过，建安诗歌虽有趋向华丽的一面，但并没有过分使用典雅深奥的书面语言，也没有过分的繁缛、铺张，以至文句松弛，妨碍情感的表达。一般说来，作品的语言仍然是明朗、浅显、紧凑而富有力度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