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姥爷,你带我去放风筝好吗?”未满4岁的小外孙在我怀里撒娇,让我去陪他放风筝。
现在的孩子生活多幸福啊,吃的有阿根达斯,穿的有阿的达斯,玩的有托马斯(小火车),节假日还可以和父母去嘉年华,好好地享受一番。再想想我的童年,不是饥饿受冻,就是挨打挨骂。现在回想起来,就像喝了一杯浓浓的苦咖啡,真是苦不堪言。
我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那时刚刚建国,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天灾加上人祸造成全国物资紧缺,平民百姓就连续一日三餐都成为了问题。因此,在我最初的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饥饿,如何填饱肚子是那时全国人民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时的情景,完全可以用杜甫的诗句“路有冻死骨”来形容。
为了解决人们的饥饿问题,一些效益好的单位会给职工发一些代食品。我父亲所在的单位抚顺发电厂在山区有自己的农场,定期为职工分发一些橡子(一种树的种子)和山梨渣(酒糟)等,再给每一户分发一个钢铁铸造的手摇小磨,利用此可以把橡子和山梨渣磨成面,再掺合到玉米面中做成窝头给家人吃。这种叫做三道面的窝头,口感又涩又苦又硬,让人难以下咽。
而对于我们家的六姊妹来说,即使三道面窝头也难以吃饱。清楚地记得,家中无人时,饥饿难耐的我常常去翻家中的米袋子,却常常发现是空的,只能从底到上翻过来从两个袋角处抠出几粒高梁米粒,放到嘴里生吃。
因此,我的母亲被饥饿吓怕了,她珍惜每一粒米。即使到了今天这个物资丰盛的年代,吃饭时哪怕有一个饭粒掉出,她也拾起来吃掉(年近九旬的她头脑里根本没有卫生这一概念)。真是经过挨饿的人方知珍惜,现在的孩子们是不会明白的。
饭都吃不饱,穿衣更成为问题。我们家全家八口人只靠父亲每月工资66元生活。平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穿上新衣,只能给老大老三买新衣,老二老四只能拣老大和老三的剩。因为老大老二穿过的衣服基本坏了,老三就穿不了。所以,老大老三自然是总穿新衣,而排行老二的我却只能拣剩。为此,我总是闷闷不乐。
记得当时最流行的穿法是吊脚裤露半截,双腿穿上尼龙袜,再配上一双小白鞋。如果谁能穿上这套服饰,用现在的话来说,那是相当的潮了。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人家闺女有花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我家生活困难,别说尼龙袜了,就连带补钉的布袜或线祙子也没穿过。冬天,只能贴身穿一条棉裤,里面没有衬裤,脚上穿的是四处漏风的破棉鞋。外出时,寒冷的北风从裤脚处往上灌,使得腰部以下的腿到脚都被冻得像冰棍一样。
童年的我,最盼望的就是春节了。因为一到过年,不仅可以吃上香喷喷的饺子和大鱼大肉,还能穿上好看的新衣服。然而,小孩盼过年,大人却怕过年。一到了年关,大人们就要为孩子们准备新衣帽和年夜饭而发愁,不知道这笔钱从何而来?只能在平时从嘴上省下一点,留到春节时置办年货。
一到春节,家里老老少少里里外外一切都是焕然一新。即使是平时总拣大哥的“剩”的我此时也能穿上新衣。可是,为此我却没少挨打。因为在我们姊妹六人中,我是最淘气的一个。即使是穿上新衣的大年初一早上,我仍然不安分守己地在家里守岁,而是出外和同伴们去跑去跳,不管不顾地去上树,爬铁丝网,爬地沟。回到家后,早上刚刚穿上的新衣就变成了旧衣,不是沾满泥土就是被刮出口子。因此,春节剩下的时间我只能在母亲的棍棒下度过。
那时孩子们不像现在,每个孩子都有一大箱玩具,还可以看电视,玩电脑或手机游戏。当时的孩子都是自娱自乐。冬天在冰上坐狗拉的爬犁、抽陀螺,滑冰车,雪地里滑冰滑子,堆雪人打雪仗;夏天,女孩玩跳皮筋、踢健子,扔嘎啦卡,男孩子则玩弹玻璃球:扇三角(一种用烟盒叠成的三角形玩物)。但这些对我来说却是奢望,我只好和别的孩子疯跑胡闹。
儿时的我,很少得到母亲温柔的疼爱,相反,得到更多的是母亲严厉的打骂。一旦在外挨了同伴的打,回家后,还要挨母亲的打。这就是我们于家的家教。我的母亲整天忙着家务,家里的孩子又多,不是老五哭了,就是老六尿了,面对在外挨打的老大老二,心情烦躁的母亲只有打骂我们了。
“姥爷姥爷,风筝放完了,您再给我买一份肯德基吃吧。”外孙的话把我从久远的记忆里拉了回来,看着把苹果吃了一半就扔掉的外孙又想吃肯德基,我只好把剩下的苹果拣起来洗干净自己吃。如今的孩子是不会懂得他们祖辈们童年时生活的艰辛的。哎,亲爱的外孙,等你长大了,外公给你讲那段历史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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