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躺在医院里,整天哭哭啼啼，心神不定。
我恨啊!恨老天为什么对我那么不公平，无辜的让我受到了这等伤害！
就在我精神快要崩溃的第五天,我得知自己马上要进行手术时,心里总是有那么一阵子慌乱。做不好该怎么办，毁容了该怎么办，打了麻醉针过量了，甚至死在手术台上……都如何是好？
他来自中国，姓杨，是个主任医师。在我住院的这段时间，他一直都对我体贴有佳。他来自瑞典，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只知道他是在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个教授，这次来到了大陆，为的是学术交流，其中，我与我同一个病房的奶奶就是他们之间的“交流”。
他来了！那个瑞典的教授来了。我感到自己顿时是个与生俱来的“幸运儿”。我被叫到了他门医学探讨的办公室，目的只是为了观察我现在的状况。我紧张了，心想，看到那个教授，如果连半个英语都不会说，那可不丢脸啦？去到那，我就很镇定地坐了下来，教授很温和，轻轻的抚摩着我面部的颧骨骨折的那个地方，由于他工作的需要，他就稍微用力的按住了骨折的地方！我疼了，第一个词语我就在疼痛的“逼迫”下，说出来了：“be careful”！教授却回答很简单的一句“OK”。这下子，我自信的很多，所有学过的英语单词，我几乎都记起来了。“I feel nervous now，But I am confident”教授笑了一下，还和我亲切的握了握手，我想这可能意味着合作愉快吧！在旁的杨医师，只是很谦虚的向瑞典教授请教，并且诉说我现在的伤势情况。
手术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我很迫不及待，有很紧张。到了手术台，我看到这一切，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恐怖，虽然和电视上的相似，不过我觉的台上的灯光很温和。我很清晰的看到了一为穿绿色衣服的护士，在打理一些药物，后来，逐渐的，很多护士都依次走进了手术室我就坏起来了，他们给我打针，我疼的嗷嗷直叫！就大喊：“把我弄疼了，再这样就让院长把你们开除”！他们什么话都没有说，全部人都笑了起来了，然后，开刀的主治医师们都来了，惟独没有看到那个瑞典来的教授。可怕的麻醉师来了，是个女的，胖胖的，戴个眼镜。她就是爱和我说笑，我也在说笑，“我在打麻醉针的时候，就使劲睁大眼睛”。麻醉师笑着说：“看谁牛”。突然，我感觉到听力下降，我用无力的手，去撑着我的小眼睛，麻醉师又说：“看看，这就是麻醉剂，你以为牛奶对吧！”我微微地点了一下头，然后就不知不觉的睡去了……
醒来了过后，我发现自己躺在了原来的'病床上，吸着氧气。
这时候，杨主任过来了，他高兴的说：“这次手术比原来计划的还要成功十倍啊！他骨折时掉落了软组织被瑞士的那位教授发现了，得好好感谢他！”
听了这话，周围的人第一个感谢的不是瑞士教授，而是杨医师。他很谦虚，也很诚实。他可以不说是瑞典医师发现的，他更加可以说是被“他们”发现的。但他却不，他是实实在在的在为人民服务，不求荣，不求利。
想想现在，像这样的中国人能有多少呢？传承我们民族道德的，又能在哪些人上体验出来呢？泱泱大国，这种精神如果换做是政府，我想，中国的面貌也不会是这样。
当然，我也一生忘却不了那个帮我主刀的杨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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