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起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中的话来，“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穷人之辞也。”
我很怃然。
文学之梦始做于高中。那时正值文革之末，天下风雨飘摇，课桌上焉能摆着风雅之作。但因学农太多，自己和几位年少的同学不堪重负，便逃学淘书看，竞将《青春之歌》之类所谓“毒草”的东西，看了个八九不离十，可谓志同道合。既然如此，一不做二不休，几个人拈草为香，歃血为盟，搞起创作来，立志成为文学家。只是那时风声正紧，仅能悄悄地干活，打枪的不要。
说实话，那时对文学很崇拜，觉得世间万物，一入文学，就会花枝招展、摇曳迷人、风情万种、有滋有味起来，仿佛世间能入口的动物花草，一至烹饪大师手中，便成美味佳肴一般，不由你不馋涎欲滴。
我一直谑称文学家为烹调社会生活、人性百态的大厨。细细想来，倒并不贴切，古时劝人读书，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干钟粟”，想想倒真是极大诱惑。但那还不过是圣贤之书，枯燥如经冬衰草，焉有滋味，无非是劝那些读书人好好读书，博取功名，便会锦衣玉食，豪宅深院，妻妾成群。文学作品就不同，一花一草，惟妙惟肖，一颦一笑，栩栩如生，读《关睢》耳闻鸟唱情歌；览《桃夭》目见淑女粉面；看《三国》，遥见英雄煮酒长江边，横槊赋诗；品《聊斋》，切盼红狐幻着多情女，红袖添香……能把世事风景写到这等地步，哪个大厨有这种手笔。恐怕做得了满汉全席的大师傅也只好望洋兴叹。你想，不论是烹炸蒸烩，能让狐狸变成红颜知己么？
高中时搞文学的那几个伙计，不久便各奔东西了，理由不便明说。倒是自己，真有些被这风骚之精灵迷上了。于是，便不停地写。后来，县文化馆恢复了文学小报，在上面发了一首诗，题目是《山路》，不长，十几行，具体内容记不得了，但算作我发表的处女作。
以后写了《广寒宫》童话剧本，寄给《儿童文学》编辑部；写了《情殇》电影文学剧本，叙述一位农村知识青年考上大学，抛弃结发妻子的事，寄给《电影文学》编辑部；写了小说《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故事》，讲述女知青乡下结婚，后来又抛夫别子回城的悲剧，投到《奔流》编辑部。都回了音，让改后再寄过去。终因敝帚自珍，不愿动自己的'文字，或许也因年轻，不知该如何改，于是抛在一边，就未发表，现在连手稿也不知去向了。
我便知道自己不是写作的料，但痴心不改。一九八六年秋，回到老家，正是傍晚。我去灌河，坐在岸边西望，两边黄沙坦荡，中间一线河水，红日正悬在灌河的上方，沙和水上铺满了桔黄色，浮光跃金。这情景一下子勾起了我对往日生活的回忆，想起了那些和自己一齐光屁股长大的伙伴们，想起灌河滩上已因分田分地而被毁掉的连绵十几里的芦苇荡，每到秋来，芦花放歌，莽莽苍苍，红日点燃，让人激情澎湃。我一时泪水滂沱，冲动一起，便动笔写了长篇小说《生命》，写到自卫反击战，因背景问题卡了壳，便搁了笔，从此再没续起，计有十几万字。
现在，我更知道自己不能成为文学家的原因了。2003年，席孝华先生出了文集《白色鸟》，在给他所写的评论《在忧伤中思想》一文中，我写道：人类在前进的道路上出现了许多问题，一些人开始站出来思考。这些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哲学家，“另一类用形象的语言告诉人类怎样运动左脚和右脚，怎样迈动物质之腿和精神之腿，是委婉的、深情的，他们是文学家。但不管他们（包括哲学家和文学家）声音的形式如何不同，本质上他们都是思想者。”
我不是思想者，所以不能为文学。“穷”与文学没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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