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爷爷生于宣统元年,公历记年是1909年。他降临世上时当然不会知道,就是在那一年,长他六岁的爱新觉罗·溥仪已经做了皇帝。
爷爷也有一个与溥仪同年生的哥哥,他那个可怜的哥哥生下来,娘怀里没奶,落地几天就夭折了。爷爷生下来和他哥哥一样,也没有逃脱没奶吃的命运。他躺在娘的背篓里,娘又日夜匍匐在讨饭的路上,爷爷居然活了下来,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更为奇迹的是,一出襁褓就跟着娘满门乞讨的爷爷,个头长得比同龄人格外的高。爷爷的见长本该讨取老奶奶的欢心,可领着几个孩子讨饭的老奶奶,瞅着最不顺眼的就是爷爷,她不是嫌爷爷个头高能吃,而是嫌他嘴巴笨,不论到哪家门口从来不说话。不说话是讨饭人的大忌,再贤惠的施主也想听听要饭花子的祈求声。就是犯了这个忌讳,老奶奶看爷爷不是一块讨饭的料,就把他送到地主家做了长工,想来爷爷那时最多不过十几岁。
二
1949年,爷爷四十岁上,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淮海战役在离俺村一百多里的地方即将打响。当时天寒地冻,雪拥栈道,前线急需的火炮不能赶往仗口,解放军的首长们很是着急。军爱民,民拥军,在家乡党组织的动员下,民工们自发组织起来,用独轮车把火炮推往疆场。爷爷也参加了支前的队伍,他个子大,力气不亏,又有娴熟的推车技术,自己一人就把前线急需的两门火炮当夜推到阵地上。卸下攀绳,他脖子里的青筋热腾腾的冒烟,沁满血渍的双肩格外的腥红。
回家的路上,爷爷有幸见到了刘元帅,星夜兼程的刘元帅还特意和民工们合了一次影。那张合影照在俺家挂了几十年,照片里身着戎装、打着绑腿的刘元帅居中,爷爷紧靠在他的身边,腰里扎着粗布大袋。后来我问爷爷腰里扎个布袋有啥讲究,他说没啥讲究,只是走起路来提神。
支前回到家不久,土改工作队就找到了爷爷的家,考虑到他支前有功,又有十几年扛长工的经历,决定要他参加农协会。工作组在俺家作了一夜的工作,可他咬着牙半个字也没有答下语,只是一个劲地摇头,工作组只好悻悻地离去。等工作组走后,爷爷自言自语地开腔了:我一不识字,二不会算账,当不好差,对不住人。就这样,爷爷终生与官运失之交臂。
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开始了,爷爷虽然没有斗地主,可也分了田地。家里九口人分得了二十亩老碱地。那碱地多年来已不长庄稼,原先的地主每年只扫上面厚厚的一层硝,用来熬碱。奶奶极不情愿要那不是土地的土地,埋怨爷爷土改不积极,分地的人给俺家穿了小鞋。爷爷可不那样认为,他想:是地都能长出籽粒来。就这样爷爷主动认领了地桩,摸着黑走到刚分来的地里,望着新锲下的地桩激动得两眼直流泪,然后双腿砸地,连呼了几遍毛主席万岁,连呼了几遍共产党万岁,默默自语道:您跟俺爹俺娘一样亲。
三
爷爷足下五男五女,他的儿女多在解放前出生成长,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的家境雇不起先生教孩子们识文解字,父辈们个个也都成了目不识丁的庄稼人。只有我大伯给一位不第秀才喂牛,大伯仗着常年在秀才家吃住,近水楼台先得月,居然学会了千字文。尤其让人称道的是,大伯还从秀才那里学来了一首十字诗:
才
秀
张
来人有生同见我
叫
门
开
这区区十个字摞在一起,经大伯点拨,倒真的成了一首不伦不类、让人啼笑皆非的诗:
才秀张生叫门开
开门叫生有人来
来人有生同见我
我见同生张秀才
我刚刚背起书包上学,大伯就把我抱在怀里,教我学念、学写这首诗,从这首诗里我体味到了中华文字的博大精深,大伯自然成了我学好语文的启蒙老师。
我的小姑是家里第二个文化人,她解放后出生,到她该上学的年龄,村里办起了学校。居家人那时已能填饱了肚子,爷爷穷其所能供给他最小的女儿上学。小姑也没有辜负全家人的用心,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毕业,期期领奖状,年年有喜报,成了品学兼优的回乡知青。
文革那年月上大学实行的是推荐制,高中毕业回乡参加两年劳动后就有资格被保荐上大学,只是指标由公社分配给大队,大队在符合条件的回乡知青中择优推荐。那一年我们大队正分了一个指标,这对小姑来说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因为她高中毕业整够两年,小姑的竞争对手只有同村的陈姓男生。那男生(后来我称陈叔叔)是和小姑同年回的乡,可惜陈叔他家在俺村户门小,他爹为给他得痨病的娘看病,偷过生产队里的葱,挨过批斗。更让人同情的是,陈叔在参加集体劳动时,又摔伤了脚,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种种条件叠加起来,自然难圆他的大学梦了。一句话说到底,上级分配给我大队上大学的指标非我小姑莫属了。
在临近录取的节骨眼上,爷爷一夜都没有睡,蹲在院子里吧嗒吧嗒吸旱烟,天刚亮,就背上半布袋花生去了公社。其实他心里最清楚,想上大学,群众推荐只是走走形式而已,最后定夺,还是公社里头头脑脑们说了算。
大学录取通知书最终发到了陈家,全村人愕然。后经多方求证,原来是爷爷在后面使了绊子,他用半布袋花生恳求当权者硬是把小姑的名额让给了陈叔叔。奶奶为这事吵了爷爷几个月,吵到最后,只从爷爷嘴里吵出一句话:“该帮一把,陈家命苦。”
陈叔叔千恩万谢过爷爷,简单地打点行囊去省城上了大学。我的小姑在村里劳动了三年,终未等来上大学的指标只好嫁入农门。就是爷爷的半布袋花生,使她与城市、与城里人、与城里人的生活失之交臂。
四
爷爷是个不爱说话的人,性格也格外的坦荡,打我记事起就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在人们面前,其实他根本就用不着发脾气。他那伟岸壮实的身躯无时不散发着威慑力,布满皱纹的脸庞无处不洋溢着温怒。接近他才能真真切切地感到啥叫敬畏,啥叫不怒而威。
爷爷七十岁上,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向来不惜力的他,年逾古稀又徒添了使不完力气。他和奶奶承包了二亩责任田,我的父辈们各家也都承包了责任田,爷爷总是早早地料理好自己的责任田,又一刻不停地到儿子们的责任田里弄东摆西。日复一日,春种秋收,田地里总是闪动着爷爷忙碌的身影;年复一年,夏锄冬藏,阡陌纵横的乡间小道上印满了爷爷勤快的脚印。
我家承包了十亩土地。土地承包之初,生产力普遍低下,春种依仗父母锨挖镐刨,秋收全靠父母背扛肩挑,“金鸟未出伴牛去,玉兔已升妹候门”,不知哪位诗人的创意成了我家生活的真实写照。
麦收正当时。日头偏西,下工回来的母亲草草地为全家准备着午饭。责成放学回家的我去厨房帮她烧锅。我极不情愿地卷曲在低矮的厨房里,一个劲地往炉膛里添柴,浓烟灌满了厨房,呛得我眼里直流泪,越急越不见锅里的水升温,真想把锅砸了。爷爷这时来到了锅门口,他猫下腰,把我添到炉膛里的柴禾抽出来一些,又用烧火棍把柴禾挑空,不多时炉膛里就窜出了鲜红的火苗,随后他擦去我脸上的汗珠,说道:“人心要实,火心要虚。”一语道破天机,锅里的水沸腾了。
母亲要留爷爷在家吃饭,爷爷生气地瞪了母亲一眼,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了。母亲站在锅后思忖了半天,知道让一个正上学的孩子干家务犯了家里的大忌,便开始责备自己。就是爷爷生的这回气,庇护了我这个祖祖辈辈务农的乡下娃子,再没有干过农家的活计。
等我领到了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爷爷两眼笑成了一条线,他特地买了一壶老白干,邀来身边的几个老友,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场。把客人送走,他乐呵呵地竖起了两只大拇指,暗示俺家已经出了两个高中生。那天应该是他最高兴的一天。
屈指算来,爷爷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三十多个,可爷爷最疼爱的是我,究其缘由,恐怕我是他众多孙子辈中,唯一到县城读高中的人。县城距我家二十多里,农闲的时候,每逢星期天,爷爷总像现代的长辈到幼儿园接送幼儿一样,到县城接我回家。回家的路上,爷爷变得健谈起来,他不时地问学校、问老师、问班级、问班上的同学,我身边的一切对他都是新鲜的,又是他时刻牵挂的。
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我说起了班里的两位学习尖子,一个姓杨叫杨建军,一个姓王叫王前进。一向关注学习成绩的爷爷好像对这些不感兴趣,低着头走了好远,喃喃自语道:杨家王家在咱这地方都是大姓。随后他略有所思地问我:“你知道姓杨的为啥不叫广,姓王的为啥不叫莽吗?”
我一头露水,不知如何作答。望着爷爷直发呆……
爷爷三年的接来送往,我考取了省城的一所本科院校。
五
我平生只见爷爷发过一次脾气,而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是在临近年关的节骨眼上,还是对在省城工作的陈叔叔。
陈叔叔大学毕业后留在了省城,十年多的光景就当上了正处级干部。可他生来就有满腔的乡愁。每逢年关总会来老家探亲聚友,还不忘给爷爷捎些点心一类的贡品。问题就出在陈叔叔对爷爷的感恩戴德上,那一回他考虑到爷爷年事已高,为着爷爷的起居方便,陈叔叔寻遍了大半个省城给爷爷买了一只拐杖带到我家,那拐杖杖首活灵活现地雕着一只鸠。
我家距山东沛县不远,沛县是汉高祖刘邦的生长之地。当年高祖兴汉兵败,被追兵撵到家乡的一处丛林中,丛林中的鸠安然不惊,守巢如常,追兵误以为没人入林便不再搜寻,刘邦得以生还。为报鸠之恩,自汉以来,后人便以“鸠杖首”尊崇敬老。
陈叔叔敬重地把鸠首杖送到了爷爷的面前,爷爷接过来就把它折成了两段,陈叔叔好不尴尬,在场人面面相觑,爷爷倒不以为然,边折拐杖边气愤地说:“庄稼人哪能用着拐杖。”大家都知道爷爷向来不服老,便一笑了之。
六
大二暑假我回到家,一条噩耗像晴天里响了霹雳,方知不多日前爷爷撒手归西。母亲悲切地讲起了他去世时的情景,劳作了一天的爷爷,傍黑感到身体不适躺了下来,等忙碌了一天的儿女们来到他的跟前,他就朦朦胧胧地闭上了眼睛,母亲特意问他要不要我回来让他看上最后一眼,爷爷摇了摇头,低语说道:“不用了,做学问不能分心。”说罢他便安然地离开了人世。
爷爷临终时越是不想见我,我愈发思念着爷爷的音容相貌。脑海里一浮现出爷爷的音容相貌,就思索着姓杨的为啥不叫广,姓王的为啥不叫莽?
大学我读的是历史专业,为着爷爷问的问题,我更多地探究过汉代的王莽、隋朝的杨广,从书本里我不仅知道王莽篡政倾覆了汉室,知道杨广的骄奢淫逸断送了隋朝的锦绣社稷,更知道了爷爷问我这个问题的奥秘深邃。
为君者当廉,为臣者当忠。我想,这就是爷爷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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