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鲁迅的小说，所要关照的不仅是生理的疾病，而是作为一种隐喻和形象化的疾病。狂人、疯子是旧的封建专制文化叛逆者的艺术象征，肺结核患者与革命者构成悖论性关系，身体畸形正是千疮百孔的病态社会的象征，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的形象出现。鲁迅疾病意象的设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指导性。
从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们对社会的想象常常与人体官能相关，社会的稳定合理对人们而言就象征着一个健全的肌体，而社会的失范则意味着身体的某一部分生了疾病。而疾病是身体的不正常状态，是必须被控制或根除的，这是疾病的最直接的隐喻意义。一旦把人类为了应对和超越痛苦、死亡以至生活本身而展开的想象努力都视为多余、额外的铺垫，所剩下的便只能是一副纯粹的肉身，而这副肉身同时也就宣告了疾病作为一种主体性存在的终结，正是这种形式的主体性终系着诸种关于疾病的隐喻性思维。如此自主自足、纯粹生理的人体，同时却也向我们暗示出这样一个辩证法：现代人的主体性存在，本身即一种疾病，源自人们所目睹的意识与存在之间的鸿沟，或者说是言与行之问的断裂;现代主体性最富于创造性而又最根深蒂固的表现方式，则当推尼采所说的“怨恨”。而鲁迅对受疾病折磨的个体生命的关注，以及他对疾病的一般象征意义的探索，则成为鲁迅写作的基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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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小说，所要关照的不仅是生理的疾病，而是作为一种隐喻和形象化的疾病。鲁迅将医学的知识渗透到小说创作中，在具有医学病理学的“症候”真实的基础上来描写人物的心理、性格和行为，从中透射出“意在医外”的文学主题，寄托和隐喻作者与作品的双重“所指”。如《狂人日记》“准确入微地写出了狂人的精神病态，甚至经得起精神病理学者的检查。”[1](p35)林毓生认为，“用现代医学中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状态描写狂人有系统的幻觉，使故事从表面上看完全是写实，实际上却是作者为控诉中国传统而作的寓意的构思。”[2](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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