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诗歌最显著的特征有：想象奇特，意象荒诞，诗歌节奏的跳跃性大，但是穿线的却是浓厚的悲剧色彩。
李贺，在唐代诗歌史上被称为“诗鬼”，又因大半生居住于福昌县昌谷(今河南洛阳宜阳县)，后人又称其为李昌谷。李贺在组诗《南园十三首》中对他居住的环境进行了描述：“长峦谷口倚桩家，白昼千峰老翠华。自履藤鞋收石蜜，手牵苔絮长莼花。”(其十一)“花枝草蔓眼中开，小白长红越女腮。可怜日暮嫣香落，嫁与春风不用媒。”(其一)家住在山峦之间，闲暇时间收石蜜、采野菜，到了春天还有美不胜收的春景。由此可见，李贺的居住地荒僻、封闭，但是景色宜人，颇有一种世外桃源的神秘感。如此清幽的空间对李贺这样一个没落的贵族来说确实是一个诗书遣怀的佳境，也正是在此地李贺立志要出人头地、报效祖国，“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令人遗憾的是这里闭塞的环境也让他容易孤芳自赏和视野狭窄，最终形成了他孤傲、敏感与人寡合的性格，这给他以后仕途道路上的坎坷埋下了隐患。一方面，是青春的渴望，生命力的充盈;另一方面，是悲怆忧戚，精神的早衰。这种矛盾的交融，凝为李贺特有的心理素质和审美追求的基础。对生命的关切和对人生奥秘的追寻，是李贺诗的一大主题。史书记载李贺“为人纤瘦，通眉，长指爪，能疾书”(《新唐书 李贺传》)，可见他的相貌略显丑陋。虽然其貌不扬，但是历史对他在文学上的才华却是大加褒奖，说他“七岁能辞章”(《新唐书 李贺传》)，怀着远大的抱负和一身的才华，李贺奔赴考场意欲一展身手，但是现实的残酷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忌才者认为他父亲李晋肃的“晋”与进士的“进”同音，故李贺应该避父讳，不得举进士，虽有韩愈作《讳辩》，鼓励李贺参加考试，但是李贺最终未能及第，终生沦落不仕，备受屈辱，年仅27岁时抑郁而终。从小形成的自闭、孤傲的性格又遭遇世俗的摧残，李贺郁郁而不得志，这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唐代中期昏庸官场的一个证明。也是于仕途不顺、早衰多病所形成的忧郁性格，使李贺对生死问题异常敏感，写下了不少与生死问题有关的作品。这个内容在李贺的诗中是作为对于时光流逝、人寿短促的敏感、恐惧、彷徨和感到痛苦的心境来表现的。从艺术的角度看，李贺诗歌最显著的特征，一是想象奇特，意象荒诞，诗歌节奏的跳跃性大，但是穿线的却是浓厚的悲剧色彩;二是善于着色，用色彩词营造奇诡冷艳的艺术情境。
悲剧的人生造就了李贺悲剧的诗情。李贺的诗歌，无论是发愤疾俗、个人遣怀还是咏物诗和神鬼诗，都贯穿着诗人的悲情。越是希冀有一种力量来解脱自己的无助，这样的李贺就越无法超越自己现实的悲哀。这种压抑使他感到人生的短暂、渺小，他急切而苦恼地渴望摆脱这种压抑，于是引出了种种幻想：“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惟见月寒日暖，来煎人寿……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吾将斩龙足，食龙肉。使之朝不得迥，夜不得伏。自然老者不死，少者不哭……”(《苦昼短》) 诗人通过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幻想，创造了独特的诗的意境。不仅包笼天地，役使造化，而且驱遣幽明，把神仙鬼魅都纳入诗行。这种对于“东方日不破，天光无老时”(《拂舞歌辞》)的幻想，在《日出行》中也有表述。李贺看到，宇宙变化无穷，人世的一切都是短促渺小的。这种看法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曾悲戚地反复表现。他既幻想永生，便进而向往着进入一个永恒与无限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如他在《梦天》、《天上谣》等作品中表现的“天”，即时间永恒、空间无限的宇宙本体。这些是李贺超出常格的深曲构思和非现实性的形象体系的“长吉体”诗的典型代表。在天上，不仅人的'自然生命得以永生，人自身也获得了永恒的价值与意义。在这一幻想中，常常包含着年轻的生命力最容易得到表现的内容，即对于异性的爱慕，天上常有女性，而李贺即生活于其中。他以这种超越人世的幻想，肯定了生命，肯定了自己。
他的诗歌有着奇特想象，这与李贺独特的感悟力是紧密联系的，而且李贺独特的个人气质及行为也造就了他奇特的想象。李贺长期生活在山清水秀的昌谷，自然景色给诗人留下美好回忆和深刻的印象。在诗人的心中有着昌谷山水的激荡，李贺对昌谷四季变化进行了细致观察和描摹刻画。昌谷的生活使得李贺在写景取象、写景抒情时不同于他人;李贺在诗歌中呈现出不同于他人的韵律节奏。李贺在具体表现自己思想情感与绪情变化时，他不是用一般意义上的比兴手法，而是有所超越，将复杂且丰富的情思用选择新的寄托之物来承担。也因为其间物象与心象的链接，使得一种跳跃性的节奏在李贺的诗歌中呈现。黑格尔说过：“诗人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艾青也认为：“没有想象就没有诗。”李贺这种常人的思维很难进入的、甚至近于病态的天才幻想使得李贺的诗歌中呈现出“幽深诡谲”、“奇而入怪”的意象，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叙》里对此做了形象的总结：“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李诗“奇而入怪”、“虚荒诞幻”的意象特点体现在对大量超现实意象的塑造上。唐代是诗歌极度繁荣的时代，在唐代诗坛上，能作超现实想象并以构建超现实意象为审美追求，这样的诗人是寥寥无几的，而李贺毫无疑问是这极少数中最为杰出的一位诗人。屈原、李白对李贺的影响很大，效仿他们，李贺在表达其苦闷情怀时，总是竭力创设超现实的、虚幻的意象世界，如：“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提出西方白帝惊，嗷嗷鬼母秋郊哭”、“百年老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等。比如同样是称颂丝织品的精美奇绝，白居易的《缭绫》基本上是从现实存在的事物中提炼出意象来进行比喻：“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而李贺《罗浮山人与葛篇》却是大量借用让人感到诡异莫测的意象来表达：“依依宜织江雨空，雨中六月兰台风。博罗老仙时出洞，千载石床啼鬼工。蛇毒浓凝洞堂湿，江鱼不食衔沙立。欲剪湘中一尺天，吴娥莫道吴刀涩。” 李贺诗歌意象的“虚荒诞幻”还表现为在塑造现实意象时，不固守事物本来的样式，而是将客观对象进行变形和位移，使它们以一种全新的形式拼合在一起，也因此具有很大想象和虚幻的成分。例如，李贺笔下的鱼能够当坐骑：“放妾骑鱼撇波去”;他诗中的风是酸的：“东关酸风射眸子”;金钗都能言语：“晓钗催鬓语南风”;诗中有能发出水声的浮云：“银浦流云学水声”;敲打刚硬嶙峋的马骨，其响如铜：“上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敲击光洁明亮的太阳，声如玻璃：“羲和敲日玻璃声”;铜人能哭且泪重如铅：“忆君清泪如铅水”;香气有形且能咚咚作响：“玉炉碳火香冬冬”，如此等等，无不给人以新奇的感受。
钱钟书有一段话虽然不是直接评价李贺的，但用它来概括李贺诗歌意象的这种特点，则是再恰当不过的了：“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李贺诗中的意象的确就是这样的怪诡。李贺生活在各种矛盾复杂交织的唐贞元元和年间，虽然才华横溢、有远大的抱负，但政治腐朽、世态炎凉、家境衰落、官职卑微，就连身体也是孱弱多病的，这些给他以致命的打击，也使他过早地陷入了未老先衰的生命悲愁之中：“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庞眉秋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长安有男儿，二十心已朽”――难以让人相信，这样年轻的身躯内竟然包裹着一颗苍老的心。正是这种与其实际年龄极不相称的临老心态，赋予了李贺以深沉的审美感受能力，将他独特的审美选择和审美发现引向了一个相当特殊的范围，那就是“于昏黑杳冥中写出一派阴幽飒沓景象，令人毛悚”。
王思任曰：李贺“人命至促，好景尽虚，故以其哀激之思，变为晦涩之调，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如此之类，幽冷溪刻”;谢榛云：李贺诗“险怪如夜壑风生，暝岩月堕，时时山精鬼火出焉;苦涩如枯林逆吹，阴崖冻雪，见者靡不惨然”;张表臣说：“李长吉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谓施诸廊庙则骇矣”;钱钟书先生曾说：“求若长吉之意境阴凄，悚然毛骨者，无闻焉尔……《神弦曲》所谓‘山魈食时人森寒’，正可谓长吉自作诗境。”的确，李贺对于物象的刻画，钟爱于他们的死、萎、弱、老、凄，而对物象雄浑壮阔的一面仿佛视而不见，因此形成了他与众不同的诗歌意象群，如老木魅、怨月啼花、枯枝败叶、漆炬阴火、血雨腥风、荒坟野墓、牛鬼蛇神、寒蟾老兔、青狸白狐、瘦蛟毒虬、白骨幽魂……这些意象都把“阴幽飒沓”的美体现得淋漓尽致。《南山田中行》一诗完美地展现出了李贺诗歌的这一意象特点：
秋野明，秋月白。塘水缪缪虫唧唧。云根苔藓山上石，冷红泣露骄啼色。荒畦九月稻叉芽，蛰萤低飞陇径斜。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
诗写秋野凄冷幽清之景：月色如霜，西风萧瑟，一望无尽的旷野上杂草横生，苔藓遍地，放眼望去，基本没有庄稼谷物;夜幕下的秋虫在唧唧哀鸣，寒风里的山花在幽幽啜泣，石缝中的流泉在低低呜咽，荒芜的田陇小路上几只萤火虫在游荡，还有那令人瑟瑟发抖的磷火，在幽暗的松林间飘荡闪烁。寒虫、荒畦、蛰萤、冷花、秋月、鬼灯等等意境，绘出了一幅凄凉悲惨的画面，让人不寒而栗。
如果说《南山田中行》关于“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之类的描写尚有现实依据性可言的话，那么李贺在生机勃勃的三月看到的却是“花城柳暗愁杀人”、“曲水漂香去不留，梨花落尽成秋苑”的萧条，并将花团锦簇、风景秀丽的四月描绘成“老景沉重无惊飞，堕红残萼暗参差”，则更多地显示出了他对幽凄阴冷意象的独特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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