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中唐时期的文风虚浮、文章空洞,文人多不通事务,却热衷于名利。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以韩愈、柳宗元等人为首的有识之士掀起了一场古文运动。
所谓“古文”的复兴,有赖于韩愈的出现。而说到韩愈,则必须看到他的多面性。
一方面,韩愈具有积极维护封建专制和儒家“道统”的热情,而另一方面,韩愈又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表现欲很强的人。在他的怪怪奇奇、汪洋纵肆的诗歌中,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他的不甘凡庸、喜好张扬外露的气质,而“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芍药歌》)这一类自我描述,更不是拘谨敛束的形象。
甚至,他以上追孟子、继承道统自命,也可以说是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表现。所以,当韩愈投入古文复兴运动时,他的态度与前人实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复兴儒学为核心宗旨的基本立场上,他确是继承了前人;但他的整个散文理论,特别在变革文风、推进创作方面,却增添了许多新的和更为合理的内容。而古文运动获成功,不仅由于他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写出了许多富于个性、才力和创造性的佳作,从实践上重新奠定了散体文的文学地位。同时,他大力提倡与呼吁文体改革,团结了一批撰写散体文的作家,使散体文创作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文学潮流。
《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其中,独孤及对韩愈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因为大历十二年独孤及去世时,韩愈才十岁。但梁肃对韩愈却有直接影响。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中曾说到过梁肃对自己及朋友的提携,《唐摭言》还记载韩愈、李观、李绛、崔群在梁肃处游学,三年未得见面,而一见之下,梁肃大为称赏,于是十分推奖他们的文章。这可能是后人杜撰的故事,但韩愈接受了梁肃的散文理论,则无可怀疑。不过,韩愈的古文理论绝不是简单地抄袭或因循前人的见解,它的实际内容要丰富得多。
第一,韩愈主张写散文“宜师古圣贤人”(《答刘正夫》),但学习古文,并不因为“其句读不类于今”,而是“学古道则欲兼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也就是说,学古文根本上是为了学习“道”。表面看来,这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人的思想并没有区别,但是,萧颖士等人所说的“道”只是指伦常教化、道德规范,即儒家学说中的外在伦理规范,而韩愈所说的“道”则兼指(有时偏重)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人格精神。
他在《三器论》中曾说过,“不务修其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在《答尉迟生书》中又说过,“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故君子慎其实”,并反复强调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的论点(《答侯生问论语书》),显然他是吸取了孟子学说的精神,把内在精神看得很重的。所以,他很重视“气”的作用,认为文章的好与坏,就决定于这种精神性的“气”充实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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