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嘲笑自己是暴发户。确实,那种变化非常突然,而且强大。小时候住在重庆的江北区,妈妈、爸爸还有两个弟弟,全家五口人挤在一个十三平方米的房子里。妈妈爸爸跟小弟住在里面,我跟大弟睡在外面的过道里,是个上下铺,旁边就紧靠一扇窗户,窗户外面就是走道。冬天的时候,邻居们就会烧那种用煤炭的炉子,煤烟很大,会蹿到屋子里。我们家的窗户糊了一层纸,永远都是烂的,从外面伸手进来就可以拍到我。一到晚上小朋友会伸手进我的窗户,用力拍醒我:“喂,起来了,我们出去玩!”
上厕所要跑到外面的公厕,走三分钟才能走到。我特别记得冬天寒冷的夜里,从被窝里钻出来穿上衣服往厕所去的路上,牙齿不停打战的那种冷。所以到了晚上我就不怎么喝水。那时候很羡慕家里有洗手间的人家,可以在家里洗澡。你知道,我们冬天洗澡要到澡堂里面去,交一毛钱,所以一个星期才洗一次。
在重庆读职业高中,一边读书一边打工。找工作很不容易。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在夜总会当服务员的工作。于是,白天上计算机职业高中,晚上当服务员。特别羡慕在台上唱歌的人,因为唱了几首歌就可以走,收入又高,时间又短,还不影响学习。我试着对老板说:“可不可以在大家都唱完之后,让我也上台唱一首歌?”老板答应让我试试,没想到我唱得特别烂!第一次尝试失败。我想学唱歌,但没有钱。
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重庆歌剧院的王梅言老师,她教我唱歌以及自信。可以说,王梅言老师犹如我的另一位母亲。不久,我成了一名歌手,可以很从容地在舞台上唱歌。一直到现在,我表演上的态度,做人的态度,都跟王老师说的一个境界有直接关系,她说:“唱歌一定要学方法,要把方法学到非常非常好,然后烂熟于心,到最后扔掉方法,那时候唱歌就是真正的唱歌了。”那是一颗种子,播在我心里。
回头看,王梅言老师在我人生的道路上非常重要。因为她的鼓励,十九岁那年,报考东方歌舞团。结果,我考上了。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之后,我离开重庆,到了北京。
在东方歌舞团,住单位宿舍。能够到北京,并且有地方住,我已经很满足。那个时候很喜欢北京,经常一个人在北京的胡同里乱窜。我特别能走,可以从东三环一直走到颐和园。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长安街上走,看到高楼大厦里的万家灯火,心里突然涌上一个强烈的念头:一定有一天,这些亮着温暖灯光的窗子里,有一扇窗是属于我的。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想留在北京,用我的努力为自己打拼一个立足之地。
来北京的第二年,一个跳舞的同事叫我陪他去考北京电影学院。我只是陪他去,完全没有当回事。那个时候我只想唱好歌,从未想过要当演员。当时那个同事非要让我也报名,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报了名。
命运有时候就很蹊跷,结果他没考上,我考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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