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母亲只有27岁。那时的母亲在我们小镇人的眼里,是个不会过日子的女人。因为每隔一两年,她就要领着孩子,回娘家去。旅行在那个年代,费钱又费时。由于交通工具的单一、稀缺,加上路况和天气等因素所造成的车船的运营时间的不确定性,从我们小镇到外婆所在的漠河乡,虽然不过300来公里的路程,可是一旦走起来,少则三四天,多则六七天,煞是曲折。做小学校长的父亲爱开玩笑,他将路途的艰难,算到地球身上去。说是人在一个球上走,这个球还转着,当然走着走着就要滑下来,哪儿那么容易到老家呢。我一想蚂蚁有时在圆石头上爬,也有栽跟头的时候,便觉得父亲说得在理。
母亲大约不太放心父亲吧,她回娘家,总是带上两个孩子,留一个在家中。弟弟年幼无知,每次都要被带走,而我和姐姐呢,轮流在家。我们的角色,跟密探差不多。记得40年前母亲回外婆家的那次,她出发的前夜,先是许诺回来时给我买件花衣裳,然后反复叮嘱我,让我晚上时跟着父亲,他去哪儿串门,我就去哪儿。我忠于职守,天一黑,父亲前脚出门,我后脚就跟上。我就像牧羊人一样,握着无形的鞭子,看着月亮升得高了,赶紧把父亲赶回老窝。这个时刻的父亲,只能乖顺地做我的羊。其实父亲对母亲是非常忠诚的,他每天总要念叨她几句,猜测母亲他们到没到,路上遇没遇见麻烦,到了又是怎样一番情形。由于我们小镇和漠河乡都不通电话电报,到的人无法报平安,所以这种牵肠挂肚的念叨,一直要持续到母亲风尘仆仆地返回。
从我们小镇去漠河乡,如果是夏天,通常是先坐长途客车,沿着坑坑洼洼的砂石路到三合站,然后再换乘轮船,逆水而上。如果是大轮船,到漠河乡的码头要航行三四天,小轮船呢,也得两三天。船长是一条船的皇帝,若是碰到性情随和而又富有浪漫情怀的人,除了规定的停靠站,中途若遇可人的风景了,比如说发现岸上有一片艳红的山丁子果,大家垂涎欲滴的,他就会让船停靠一刻,放下浮桥,让旅客下去采摘。当然,大多的船长是一丝不苟的。比如我6岁时跟着母亲和弟弟去外婆家,因为乘坐的大客车中途坏了,修车耗蚀了时间,客车到了三合站的码头时,船已开了。我们眼见着一条白轮船缓缓地离岸而去,母亲哭倒在沙滩上。因为这条船错过了,等下一趟,要三天以后。那一刻我恨那条船,为什么它就不能折回来接上我们呢?看来船不是风筝,说拉就能拉回来。我们滞留在一家大客店里,睡着分上下两层的光板通铺。这个意外无疑削弱了母亲并不丰裕的钱袋,她整天气咻咻的。我还记得她带了一罐豆腐乳,放在了上铺。住在下铺的我,常常趁母亲不备,小老鼠一样地爬上去,用手指头偷着抠腐乳吃。下一趟船终于等来了,那是我第一次乘船。由于船航行在中苏界河上,白天站在甲板的时候,常能看见被我们称为“江兔子”的苏联巡逻艇在江面上突突地跑。艇上那些大鼻子的巡逻兵,喜欢摘下帽子,朝我们挥舞,像嬉皮士。我喜欢看自己船上的船员站在船尾用挂网打鱼,喜欢看环绕着轮船左右翻飞的雪白的江鸥。当然,我也爱看火烧云,它们把西边天镶嵌成了一张又宽又长的年画,那么的鲜艳、热闹。等到船终于停靠在漠河乡的码头,母亲向前来接船的亲人委屈地哭诉着这一路的艰辛时,我撇着嘴,心想有什么好哭的,在三合站等船的日子,过得多有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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