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的更迭——论沈从文作品中的时代隐忧

　　在《边城》里的是最好的沈从文的文笔，而在其他的作品则是最好的沈从文的思想。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的更迭——论沈从文作品中的时代隐忧。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的更迭——论沈从文作品中的时代隐忧

　　沈从文作品(主要指小说)的艺术空间由以《边城》为代表的“湘西世界”与以《八骏图》为代表的现代都市构成，前者属于乡土文明，后者属于都市文明。立足二十世纪的时代发展，这种艺术空间的构成极富意味。借福柯之“话语”概念，可以说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是两种具有巨大差异性的“话语”，以此考察沈从文的艺术空间之构成具有深刻的启发性。《边城》与《八骏图》是沈从文艺术世界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且以这两部作品为主讨论沈从文作品中的时代隐忧。

　　一、《边城》：无奈，却人性和谐

　　在沈从文所处的二十世纪，较之都市文明，乡土文明仍然占据最大优势。费孝通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都市文明的兴起是长时段慢慢发生的，然而，面对一种文明潮流的异向发展，思想警觉者则不免惶惑。如果说沈从文所处的时代仍以乡土文明为中心、以都市文明为边缘，那么都市文明从边缘压逼乡土文明走向中心则是时代趋向。在这种“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的更迭中，沈从文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态——更具体地说，是“隐忧”——则十分令人关注。

　　沈从文一再强调自己是“乡下人”，他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 沈从文著：《沈从文文集》(第11卷)，广州，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版，第43页]显然，这里蕴藏着一种“乡下人”与“城市中人”的对比，其情感偏向于“乡下人”，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则是对“湘西世界”的迷恋。

　　《边城》是沈从文的小说中最受瞩目的一部(篇)，其中的“湘西世界”清新自然而富有诗意，而其中的故事却是悲剧结构——充满了无奈。简要来说，其中至少有三种无奈：第一，翠翠爷爷突然离世的无奈;第二，天保、傩送兄弟同时爱上翠翠的无奈;第三，爷爷、天保、傩送均离开翠翠的无奈。这些无奈合一，最终指向了一种孤独。但在这部以“孤独”结尾的小说中，并无一股“恶”或“丑”的势力制造悲剧，其中的悲凉出于自然。读者读过《边城》，不会有愤恨的情绪，只可能产生怜悯或同情。究其原因，乃是小说中的人性都是自然和谐的，毫无扭曲或污点：翠翠爷爷淳朴厚道，深具中国传统美德，当天保死后，他无能为力地撒手人寰，令人惋惜;天保为了成全弟弟而独自远走，令人敬佩;翠翠与傩送的单纯善良更不必说，二人最后的孤独有着牧歌般的诗意。在这部充满无奈的小说中，人性是和谐的。夏志清说：沈从文“能在这种落后的甚至怪诞的生活方式下，找出赋予我们生命力量的人类淳朴纯真的感情来”[ 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页]。确实，沈从文建构的“湘西世界”具有乡土文明独特的“生命力量”，即人性之和谐。

　　在都市文明疾驰而来之时，人应何为?沈从文挖掘乡土文明中的人性之美并非只是一厢情愿地眷恋，还可以看做一种应对未来的艺术策略。费孝通如此描述乡土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费孝通著：《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面对时代的“常”与“变”，面对陌生人即将走来，沈从文对乡土满怀留恋，而对都市则充满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