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正式步入中国的流行歌坛。1986年在中国的北京,我们为世界和平年举办了一个盛大的音乐会,当时叫“百名歌星演唱会”,回望中国的流行音乐史,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我们内地的流行音乐,终于聚集了一百个人的力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的那个舞台上绽放了,内地的流行乐坛,开始有了自己的原生态的力量。
不同时代都留下了我的这种照片,这种照片是让我对自己的艺术之路有非常之真切、真实的回望。我一直希望我的艺术之路能够走得再久远一点,我在这个舞台上站立的时间、唱歌的时间,再久远一点,这是每一个演员最真心的一种想法,没有一个演员说,我想激流勇退,这种话你别信。而我知道,今天走到这一步,都是我在人生最重要的节点的时候,做了非常之正确的选择。
我今天要给你们讲的这件事情,是我埋在心底二十多年的事情,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讲过,但是我决定今天在《开讲啦》要告诉你们。
1990年我唱红了《北京的桥》这首歌。当时拿到这首作品的时候,我一直按着流行音乐的感觉在唱,但这首歌如果仅仅按着流行音乐(的方式)来唱的话并不能唱(出)这首歌的真正的这种味道,就请了北京京韵大鼓的老师来教我来唱这首《北京的桥》。“北京的桥春风常在,北京的桥又添风采。”一下子就唱到了老百姓的心里去了。用北京人的话讲就是听得有滋有味,听着这首歌跟着你摇头晃脑。好了,这首歌让我在北京特别火,所以我带着这首歌,决定要参加1990年第四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比赛。
半决赛的时候我是第一名。当年的评委老师,可以说也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开山鼻祖的人物——李谷一老师,她走到后台,(跟我说):“小国庆啊,我告诉你,不许骄傲啊,要夹着尾巴做人啊。”我永远记得,到决赛的时候,当时中央电视台请了十位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音乐家、作曲家、作词家,来当这个大赛的评委。有一位评委就找到我说:“国庆你唱首我的作品吧。”我当时就想,为什么要唱您的作品呢?半决赛的时候,我带的是自己的成名曲《北京的桥》,我觉得唱这首歌参加总决赛,获胜的把握应该是更大的。可是如果说我不唱他的歌,他会不会给我打低分,我是不是就悬了?我心里特别地纠结和紧张,但是在最后进行合乐时,中央电视台让我报作品,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大胆地对一位很重要的评委说,谢谢您老师,但这次总决赛,我还是要唱《北京的桥》,我不唱您的这首歌。他当时什么话都没说,我也就没再想什么了。我信心满满地走上了决赛的舞台。唱完《北京的桥》之后,满场的掌声。我一看打分,女评委全给我打的最高分,但是让我唱他作品的那个评委,给我打的是最低分。在你们成功的路上,给你们打过最高分的那个人,你会记他一辈子;给你打最低分的那个人,你也会记他一辈子。
到最后总决赛,我跟真正的那个第一名就差了0.03分,我就变成了第二名。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得了第二名,但是在那个夜晚,《北京的桥》这首歌红遍全国。中央电视台看到我得第二名之后,他们给了我最大的一种鼓励,立刻就告诉我,1991年的春节晚会,你唱独唱。不要小看得了这第二名,人生有的时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公正的,但是我总在相信,当你有真本事真本领的时候,你不会那么轻易地就被人击跨,不会因为你得了第二名,你就走向末路。
到现在,春节晚会都已经三十多年了,我上了二十年的春晚。从1991年到1995年,连着五年以独唱演员的身份登上春晚的舞台。讲到春晚我必须要谈到1999年。1999年有一首歌是什么?《常回家看看》。导演说,蔡国庆,我需要四个演员来完成这首作品,我们希望四个演员扮成两对夫妻来唱这首《常回家看看》。我当时就说我婚都还没结呢,我演不好夫妻。当时我就想,在春晚四个人唱,三分钟的歌能给几个镜头啊?我要两个人唱,那特写镜头得多少个啊,对不对?这个想法太自然了,谁不想在春晚,在那几分钟的时候,留下最美好的那一刻?导演说你把歌篇回去好好看一看,听听音乐。回家之后,就在家练这首歌。我爸妈听了就特别地感动,这一下就触动了我的内心。我说我这么多年也是这样的,对爸妈又有多少关照呢?那首歌里写的那些词,一直触到我内心的情感的每一个细胞,让我觉得这样的作品是非常之打动人心的,但是就是可惜。我跟导演讲,能不能就一对夫妻唱,不用出现两对。导演说不行,说设计的春节晚会最后出的画面就是这样的,一边一个那个家的大红门,我先跟陈红出来,那边是江涛跟张迈出来,四个人一起这样唱的。没有什么比中国人的那份亲情更能够打动人心,没有什么比这首歌更能触动老百姓的心,更能够打动我了。
九十年代,中国的几大歌星纷纷跟海外签约,然后开始他们新的唱风的转变,商业模式炒作的转变,也有来找我。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签我,因为我在中国成功了,而我在中国的成功是谁把我捧红的?是中国的老百姓把我捧红的。我从六十年代出生,我感受到这个国家经历的风雨,到改革开放,到让我上那么多届的春节晚会,我心里一直都知道,是这个国家给了我这一切,我要报效这个国家。所以当很多的歌星签往海外的时候,我当时就有一个信念,我就告诉自己,谁把我捧红的我就跟谁签。所以我选择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最有声望的、最一流的、最被老百姓敬重的歌舞团,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歌舞团。进入到总政歌舞团应该说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次选择,我觉得我的人生真的是变得与众不同。
我记得有一次,那是我刚刚当兵的第二年1994年,美国迪斯尼的一个动画片叫《悲惨世界》,要在亚洲上演。唱片公司就找到我,让我试音试唱。当时定了是在1994年的四月份,在上海来完成这个工作。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四月份的时候,解放军总政治部下部队的任务来了。下部队的方向真的也巧了,真绝了,就到了舟山群岛。舟山群岛与上海隔海相望。我就想能不能下部队请几天假。我去找了团长,我说以后还会有很多下部队的机会。但是当时团长告诉我,他说你要知道,你可能这辈子来舟山群岛就这一次,因为全军的部队太多太多了。然后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个消息就在这个登陆艇上传开了。那个艇长就把我叫到这个登陆舰的驾驶仓,用军线电话摇到舟山群岛的驻守部队,那边的几个小战士说:“蔡大哥,我们等着你啊!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当兵的吗?我妈说了,说蔡国庆(那样)的大明星,都去当兵了,娃啊,你也应该去当兵。你可一定要来,我们等着你,一定要来,我要把你这个演出让连长拍个照片,给我妈寄去。”
我心里听得特别不是滋味,看着我的这身军礼服,看着我胸前的三等军功章,我知道共和国的军人是最可爱的,你们一定要相信在这个社会,那八个字是有力量的,那就是“默默无闻无私奉献”,中国军人就是这么做的。正是因为在船舱里我想到了这些,我知道我应该要把我的歌声永远地留在军营,永远地为报效祖国的人歌唱,这是我一生的荣光。我觉得我的选择最重要的第一个要素就是报效这个国家,我们必须深爱这个国家,我们不爱中国谁爱中国?
其实我小的时候,我真正的人生梦想,是成为一个外交家。但是我父亲却毫无保留地教我唱歌。当我十岁出第一张唱片,十一岁可以进到国宴上,可以代表中国的孩子,站在那儿唱歌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父亲对我的训练是非常之重要的。年少的时光,父亲帮我决定了一切。当我在十二岁考中央戏剧学院的时候,当时老师说这个孩子他的气质过于清秀、过于文弱的话,他唱歌再好、表演再好,我们可以不要他,因为未来他到话剧舞台上,他没有角色可以演。因为在那个年代,那个演员是非常之粗犷的、豪放的那种形象。我不知道这个情况,但我父亲知道。随后在最后一次考形体课,当我正要准备迈进考场的时候,我父亲一把把我拽住,“千万不许跳舞。”我说为什么?我说我在少年宫也学了芭蕾啊,很棒啊,多好啊。爸,我都准备了一段芭蕾舞要跳呢。“听我的,绝对不许跳舞。”我说那我干什么?“你给我练一段武术。”在十二岁之前,我真的在北京的什刹海体校练了武术,学了三年,那个架子功是有的。我就听从我爸爸的命令,练了一段武术。当我从考场出来后,我爸爸说太棒了,老师已经传话出来了,“谁说蔡国庆这个小朋友没有这个工农兵的气质啊?你看看那打的武术打得多虎头虎脑的感觉啊。”
我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1981年分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做话剧演员。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话剧舞台上,我演过大树,这是我演得最棒的角色,我还演过抹布呢。这个角色发挥了我的舞蹈的才能,因为它没有台词不用讲话。其他演员都有话可讲,我就演一块抹布,早上起来,同学们要打扫课桌了,打扫卫生了,他们一扔我,我就课桌上一滚。我觉得在话剧舞台上,我找不到自己该有的那份成功感,该有的那个位置。我就突然觉得,我为什么我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只能演大树、演抹布呢?什么时候才能演男主角?
就一年等一年,一年等一年。所以八十年代听到海外的流行音乐的时候,我猛然又想到,我是不是还可以重新回去唱歌?我不能光在话剧舞台上做块抹布,被人抹来抹去,抹来抹去。我多想站在舞台上,成为一个好的演员,可以发声、可以演戏。所以我从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就1986年,我就去做这个流行歌手了,我找到了我人生的另一个舞台,我不再是那个少年的歌手,我要成为一个流行乐坛的歌手。
你们都是锦瑟年华、风华正茂,你们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选择,你必须要做一个心智非常之真诚美好的人,要坚守你内心的那份信仰,坚守你内心的那份对生命美好的坚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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