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本体翻转：从社会问题转向个人生命
从迎合政教转向独立自审，有可能带来戏剧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这就是实现戏剧创作上的“本体翻转”：把创作的基点从“外在的社会现实”转向“内在的生命运动”，把戏剧艺术的本体坐实在个人的内在生命上。在这方面，易卜生的创作实践同样是极富启示意义的。易卜生中期的四大社会问题剧尽管在欧洲以至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为他赢得了巨大声名，但这些在易卜生深邃的目光中只是一个必要的环节而已。他的野心远远不止于此。作为一名戏剧诗人，易卜生很清楚，在创作中“为自己并且通过自己为别人弄清那些使我们的时代和我们作为其中一员的社会感到激动的、暂时的和永恒的问题”是必要的，但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他去做。这就是把目光从社会问题转向个人的内在生命，以个体心理结构为标本反思欧洲文化传统与人类本性，创作出具有永恒性的作品。易卜生心里很清楚，很多社会问题，虽然表面上体现为利益之争、观念之争或党派之争、制度之争，但其深层的根源在于人自身，在于人的本性以及人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结构。易卜生很早就认识到，“对外革命、政治革命等等，这些只不过是浅薄之事，最重要的是来一场人类精神的革命”。
因此，他很早就开始朝人物的内心开掘，以自身为标本反思民族以至人类的心理与性格，并取得了卓著的成果。他中期受勃兰兑斯影响，一度特别重视揭示社会问题;但到了晚期，他立定心志，在内向探索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今天看来，易卜生最杰出、最具现代性、最有艺术魅力的作品正是他早期的两部诗剧(《布朗德》和《培尔·金特》)和晚期的八部戏剧。这十部剧作的主体内容都不是讨论社会问题，而是在内向自审中展开个人的内在生命运动，表现个体自我的灵魂风景，探索人性的深层结构和人类的终极命运，同时也反思艺术创作的本质与功能。这些作品意味着，易卜生的创作重心不在社会问题，而在个人的内在生命，或者说他把戏剧艺术的本体牢牢坐实在个人的内在生命上。为什么这样一来其作品可以获得真正的现代性和持久的生命力呢?或者说这种转向的必要性和意义究竟何在呢?首先，转向个人的内在生命，才是真正找到了现代戏剧的表现对象。这不仅是因为，在现代社会“现__代思想关于人的规定注重人的个体存在的特色”，而且是因为，个人在特定情境下内在生命运动的状态、形式、节奏、规律等等(或者说个体灵魂内部的奥秘)才是现代观众真正感兴趣的，呈现出这些才能满足现代观众的审美期待。一个人想看的，往往是他(或她)平时看不到、不了解的存在;而人们最不了解的往往是自己的灵魂，是自己以及他人内在生命运动的状态、节奏与规律。这是一个无限深广的领域，也是大批现代艺术家去不断探索的领域。易卜生曾经说过：“现代文学创作的秘密在于个人的切身体验。最近十年来我在自己作品中传达的一切都是我在内心里体验过的。”卡西尔则把易卜生的这种思想说得更显豁：“现代戏剧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但是这些运动的形式、韵律、节奏是不能与任何单一情感状态同日而语的。我们在艺术中所感受到的不是哪种单纯的或单一的情感性质，而是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是在相反的两极——欢乐与悲伤、希望与恐惧、狂喜与绝望——之间的持续摆动过程。”
这就说明，聚焦于“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或“人的'内在生命运动”)，在反复体验中看清这种内在生命运动的形式与规律，并以明亮而强烈的光将其照亮，才是戏剧艺术家应该用心、用力、用技之处。而且，戏剧艺术的剧场性，一方面最便于直观地呈现(或表现)人物的灵魂运动，另一方面也便于演员与观众在现场进行心灵的对话、灵魂的交流。如果丢掉这种优势去讨论社会问题，那么戏剧人如何比得上社会学家、新闻记者及其他公共知识分子呢?如果戏剧不关注人的内在生命运动而力求逼真地反映社会现实，那么戏剧又如何比得上电影呢?因此，转向个人的内在生命运动，是现代戏剧必然的选择，也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合适的表现对象。这是易卜生注重探索人的内在生命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他那些精于“灵魂自审”“双重自审”的剧作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第二，转向个人的内在生命，现代戏剧才方便投入精神解放与文化创造事业，才能实现自身独特的价值，真正尽到自己的艺术职责。人生天地间，外在的问题通常可以通过外在的办法或手段来解决(比如政府决策、学校教育等等)，但内在的问题(比如情感节律、人格结构、人性冲突等方面的问题)则往往只能靠引起人自身的觉醒和反思来解决。一个人只有自己真正愿意认识自己、解放自己，然后别人才可能解放他(或她)，才可能逐步走上解放之路、幸福之路。易卜生在书信中曾经写道：“我们每个人唯一能做和做得最好的事情是在精神上和真理上实现自我。”这也许正是易卜生为什么非常关注社会问题却把创作重心转向探索人的内心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领域的问题不发现、不解决，人的自由幸福就只能是空中楼阁。拿易卜生晚期的《野鸭》来说，该剧的重心不在于讨论要不要“说出真相”的问题，而在于揭示剧中人物灵魂的痼疾、显示“野鸭”们在不断变化的情境中的内在生命运动。只有揭出人物“灵魂的深”，以强烈的光照亮它，精神的解放才有可能。再比如《罗斯莫庄》，其表层内容写的是党派之争，在一般剧作家手里很容易写成一个意志冲突非常强烈的社会问题剧，但易卜生描写的重心显然不在于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激烈争锋，而在于人物灵魂在复杂情境下的“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他一层一层地剖露人物的潜意识，揭示出传统文化对人灵魂的无形桎梏，以及“传统思想的根子”与“人性自身的弱点”交互作用对于人走上自由幸福之路的深层影响。正是在这种对人内在灵魂极为深邃的反思与光照中，传统人生观的局限显示出来，新型人生观、价值观浮出水面，由此该剧参与了文化创造，也体现出了真正的现代性。而唯有如此专注于个人的内在生命(特别是情感生命、潜意识)，现代剧作家才能找到自己的存身立命之地，才能实现出自己独特的生命价值。当然，做到这一点非常不易，它需要剧作家对自己以及同胞们有非常深入细腻的研究，把人物性格在心里琢磨透了，看清他们灵魂深处的隐患，洞见他们走向自由幸福、走向新生的可能性，并精确而巧妙地表现出来，如此才能引人深思、发人深省，才能尽到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职责。这也是易卜生及其优秀戏剧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综上，独立批判、内向自审，把创作基点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转移到个人的内在生命，是易卜生戏剧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艺术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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