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婶屋前有棵柿子树,树干高大,枝繁叶茂,村里再找不出第二棵像它这样旺盛的树了。听人说这树是六叔亲手栽下的。无论冬夏,六婶都爱在那棵柿树下坐坐。
去年冬月的一天我回老家,刚进村远远就望见柿子树下坐着一个人,仔细瞅瞅果真是六婶。
六婶就像冬日枝头上的一枚干果:八十三年的朔风吹皱了她当年红润的脸庞;八十三年的雪花染白了当年乌黑的秀发;八十三个寒暑像变戏法似的,把一个当年方圆十几里都闻名的俏媳妇变成了如今这般模样。
六婶至今还清晰的记得和丈夫分手时的情景。那是一个星稀月瘦的夜晚,月牙儿在天上时隐时现,它似乎不忍心看六婶哭肿的双眼。柿子树下六婶怀抱着儿子,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不停的洒落在儿子熟睡的脸上。身材高大的六叔无限疼爱的注视着妻子清秀的脸庞,他用手指轻轻的理顺了妻子被风吹乱的发丝,又摸了摸儿子的小脸,便转身离去,去执行护送首长的任务,很快就消失在茫茫夜幕中。月儿斜挂在柿子树上,怀抱儿子的六婶望着远去的丈夫一动不动的站在柿子树下,仿佛一尊塑像。
黄河滩上为了躲避敌人的一颗炮弹,六叔奋不顾身地扑压在首长身上,从此这个25岁的关中汉子再也没能够起来。那里的黄土过早地掩埋了这位优秀的地下党员。噩耗传回村子,全村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在众人眼里,六叔是个知书达礼,温厚朴实的人。六婶整整三天不吃不喝,不讲一句话不合一会眼,呆了似的在炕上静静地坐着,手里拿着给六叔刚刚做好的新鞋。村里的大娘大婶、小媳妇小妹子轮换着来劝她,善良朴实的农家妇女陪着她一起抹泪,她们用亲切的乡音向她自古至今,由远及近,从苦到甜地劝说着,乡情浓浓,乡音炙人。六婶是个明白人,她终于打起精神和未满二岁的孩子相依为命地往前过活。
从此月光下常常看见六婶手里拿着给六叔做的那双新鞋,独自坐在柿子树下。听着柿树叶子沙沙地作响,六婶仿佛又听到丈夫亲切的话语声,声声情真意切,她便会忘掉一切忧伤;背靠在粗大的柿子树上,六婶仿佛又依靠在丈夫的肩膀上,如此的温暖、如此的坚实,她便会浑身都是力量。
土改时,六婶积极参加村里的一切活动。成立合作社时,她第一个带头加入。她说:“我不能给我吉庆他大(父亲)丢人,我要对得起他”。无论是大炼钢铁还是成立人民公社,六婶样样事情都走在先,成了全公社远近闻名的妇女队长。那年“三八”妇女节,六婶到县上开会,面对台下数百名妇女代表,她依然重复着那句:“我不能给我吉庆他大丢人,我要对得起他。”
挺拔的柿子树,不避寒暑不忌月圆月缺像忠实的卫士始终坚守在六婶屋前。烈日炎炎的酷暑,柿子树像偌大的一把伞,手摇纺车的六婶常常喜欢在树下纺线。纺不尽的长线恰似六婶对丈夫无限的思念;吱吱的纺车声道不尽六婶对丈夫满腹的心里话。
柿子树下同样是吉庆和小伙伴的乐园。童年的吉庆常常和伙伴们在柿子树下斗蛐蛐、抓子儿、摔跤、滚铁环,天真无邪的笑声从柿树下传向很远很远。柿子树叶子哗哗地响着,仿佛六叔也被这群小顽童逗的开怀大笑。
乡间小道上走大的吉庆,从小懂事好学,性格像六叔一样忠厚善良,人见人夸。1962年他考进北京一所重点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听说还当了一个不小的官。村里人高兴地说六婶总算苦海出头了,从此可以快快乐乐地安度晚年了。儿子和媳妇曾多次回来接六婶去京,但她总是不肯。即使去了住不够两个月就非要回来。她说:“热炕难舍,故土难离”。可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说,六婶是丢心不下她那棵柿子树。那棵几乎要陪伴她一生的柿子树,是她的支柱;是她的依托;是她倾诉心声的对象;是她独享安乐的天堂。在六婶眼里柿子树就是六叔,生生死死都应厮守一起,她不能让她心爱的柿子树孤独地守在自家屋前。
看着闭合双眼陷入对往事追忆中的六婶,我想起今年清明节我去烈士陵园扫墓。在六叔遗像前,我恭恭敬敬地献上了一朵洁白的玉兰花。我敢肯定,六叔闻着那淡淡的清香,一定会更加思念那个名叫“白玉兰”的模样俊秀、性情温柔的妻子。
我祈盼那棵柿子树永远枝繁叶茂。我祝愿六婶能永远快快乐乐地坐在她心爱的柿子树下,独享她心中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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