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其实是很具体的事情,而并不是抽象的事情,如果离开了具体的事情,离开了具体的比较,仅仅奢谈什么多元文化,奢谈别国的吸引力,都是很不科学的。
我曾经看过不少文章,那些文章往往总是说外国人怎么样地遵守公共秩序,有良好的道德教养,开始,我还信以为真,毕竟我没有出过国,更没有长期生活在外国,所以只能人云亦云。后来,当我亲眼看见一些外国人在中国的具体表现之后,我常常想:那些高看外国人、小觑自己同胞的文章是怎么样杜撰出来的,他们还有一些中国人的良心吗?因为在我所看到的外国人的行为中,那些外国人其实还不如中国人——————该遵守的交通规则他们不遵守,不该抽烟的地方,他们却要去抽烟。我心想:这都什么玩意儿?
所以,对于外国人的素质,我们用得着鲁迅的一句话————要睁开眼看。对于国人和外国人的素质的比较,也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同样,爱国也是很具体的问题,容不得任何抽象和片面。有时候,怎么样才算爱国,怎么样又不是爱国,甚至是不爱国,实在是一个很难说清的事情,因为社会现象不是数学中的运算,不是负负得正,更不是一加一等于二。比如北美崔哥,他虽然当初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中国,我们很难说他是爱国还是不爱国,因为毕竟离开自己的祖国——————中国的人绝对不是他一个人,但是,从北美崔哥那谈吐幽默、充满了十分生动而又颇含哲理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了一颗为了自己的同胞过得更好的心,感到了他友善的提醒和善意的愿景。
如果说崔哥的话是间接地感觉,下面说说我经历的一件事情。在牛莉、郭东临的小品《一句话的事儿》里,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我们不能在美国人面前跌份。”在2008到2009年之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有好几年在铁路上穿行,我多次看到一个有些残疾的乞丐在火车上乞讨。这乞丐穿得不算太差,但是,其中一只袖管里空荡荡的,他明显是一个缺少一只胳膊的人。我也顾不得区分他是真残疾还是假残疾,总是按照我的施舍原则:“从不多给,但是从不让对方落空。”
这个残疾乞丐先是对于乘客一顿解释,说他的胳膊是如何失去的,就像是《红灯记》里的痛说革命家史,然后,拿着他那个职业化的行乞道具——————大瓷茶缸伸向每一个乘客,一边乞讨还一边给乘客们唱歌。虽然那歌曲里的普通话实在不敢恭维,可是,这位仁兄的形象和嗓子实在不算差,所以,叮叮当当的进账声音————————硬币滚进大茶缸的碰撞声就像一首美好的音乐,让这个慢慢变得冷漠的社会多了许多新鲜的音符,这些音符常常让一些乘客忍禁不俊。
又是一次旅行,我再次在火车上遇上了这个乞丐。我下意识地准备掏出一元硬币给那个乞丐,也准备再次听听他那并不标准的歌曲。可是,这一次,我失望了。因为这一次火车上有了三个外国人————两男一女,都是青年人。这三个人一看就是欧美人,结果我和他们一交谈,他们还真是德国人,听我说起贝多芬,其中一个青年忙用电脑临时百度呢!
当我看见这个乞丐拿着那个工具————大瓷茶缸向这边走来的时候,我心想:看看你怎么好意思向外国人要钱。你中国话都不太标准,估计也说不好外国语。
就在这时候,奇迹出现了,一向以职业的眼光看待身边的乘客的乞丐,这一次,他远远地看见我身边的三个外国人,他在车厢的口子上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走了过来。当离开我们只有三四米的时候,他顿时踌躇了许多,我分明看见他把那个道具悄悄地往身后放,同时,并不像平时一样大声宣传他的残疾历史,而是像遇见了什么可怕的人或者东西似的迅速穿过车厢的中间长廊,逃也似的往另一节车厢走去。我心想:今天这火车特别松,根本不像平时那么坐得满满当当,这乞丐却放弃了乞讨的机会,真的想不到:这个乞丐还真有些中国人的骨气,虽然他平时猥琐而且让人生厌,这一次真的不错。
我想:乞丐都会有爱国之心,何况是一个健全的中国人,何况那些高素质的中国公民呢,应该都会有吧。至少,应该从乞丐的身上吸取写什么东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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