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发现嗓子好是上初中的事。
父亲不大不小算是个“走资派”，解放战争时头部负过伤，伤癒后就落了个“羊儿疯”的毛病。记得小时候经常看到父亲发病的模样。他是那种小发作，不一定会倒在地上抽搐，而是一种短暂的意思丧失，也就持续几秒十几秒的时间吧。父亲犯病无规律可言，时间不定，场合不定，说发就发，说犯就犯，没有一点儿先兆。记得我十二岁那年的暑天，母亲叫我守着睡午觉的老爸，记录下他犯病的次数。每发一次就在本子上划一根线，组合成一个“五”字。最严重的时候一个中午要发作几十次。
经过治疗，父亲的“羊儿疯”算是好了，但人却变得有些木讷。在受了几次批斗后，他又犯病了，但不是羊儿疯发作，而是疯癫了，常常说着莫名其妙的话，做着莫名其妙的事。
那是一个以看别人的笑话来快活自己的年代，父亲的这种疯病当然会引来异样的眼光，整个家庭的社会地位直线下降，任何人都可以在经过家门口时来上一句：“嘿嘿，疯子！”
而我则有了一个甩不掉的诨名：“疯儿”。这个“尊号”让我特自卑，读书上学都尽量地低调，不到万不得已从不抛头露面，生怕引起别人的注意，把那个诨名给喊出来。本来我是爱唱歌的，就是因为怕引起别人的注意和议论，从来都不敢唱出声来，只有在没有人的时候，才敢小声地哼上几句。
那次学校搞文艺演出，要求每个班除了要有合唱、舞蹈、三句半等节目外，还必须独唱一首难度较大的歌曲，原则上在《延安颂》、《回延安》和《黄杨扁担》等歌曲中选。班主任叫了好几个同学去试，都不理想，有人恶作剧地说要我去唱。
同学的目光齐刷刷地投过来，盯得我立马矮了半截。不敢与那些目光对视，我深深地垂下头去，装着在地上寻找东西。我知道同学之所以要叫我去唱，并不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唱得好，而是想出我的洋相，给大家单调的生活增添一些欢乐的佐料。在大家的心目中，我是一个嗓子左到家了角色，根本不可能参加表演。
班主任是个年轻的女老师，并不十分了解我的家庭情况，也不清楚我为什么那么腼腆，不愿高声说话，我想在她的心目中，我就是一个五音不全的孩子。她看着我，半天没有说话。班上同学轰笑着，人高马大的班长将我从座位上拉起来，推到了讲台上去。
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脸上那个烫呀，心里有万般的委屈，羞愧得只想寻道裂缝蚁穴什么的钻进去。
陈老师试探着问我：“平时听你背课文声音还行，要不你就试试？”
班长马上从老师手里将歌单拿过来，塞在我手里，教室里响起一阵尖利的口哨声。
我只得接过歌单，随便翻看着。
歌单上的都是非常抒情的歌，我也识简谱，私下里早就哼熟了，只是从来都不敢当着人哼上那怕半句。
“你就唱《回延安》吧。”陈老师轻声对我说。
看来不唱是不行的。趁着台下不是很吵，我心一横就唱了起来，开始还有些害怕，第一句一唱出来，也顾不上了，只觉得脸上烫得慌。
“离别三十年，今日回延安……”
台下一阵喧哗，跟着就安静了。待我唱完最后一个音符，教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
“天，你的嗓子不错呀，音也很准。”陈老师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怎么就没有听你唱过歌呢？”
“陈老师，他的诨名名叫‘疯儿’，他怕引起别人注意，喊他的诨名！”一个和我要好的同学终于说破了这个秘密。
我的心一阵狂跳，像做错了什么似地看了班主任一眼，低下了头去。
“什么‘疯儿疯儿’的，不要给同学乱起外号！”陈老师对班长说了一句，又高兴地问大家：“这歌就让他唱，大家说行不行？”
“行！唱得这么好，保证将那些班比下去！”
“好，就是你唱了！”
“想不到你小子还有这一手！”下课后，班长在我胸口擂了一拳，以示亲热。
那次演出很成功，我们班获得了一等奖。从此《回延安》成了班上的保留节目。
唱歌使我在班里的地位得到了提升，也使我的性格开朗了许多，空闲的时候也敢哼一哼歌曲了。
当知青以后，公社的每一次演出都会有我的独唱，平时干活休息时，社员们也会央求我来上一首《红星照我去战斗》、《黄杨扁担》什么的。看着那些年轻的姑娘小伙将羡慕的目光投向我，心中感到美滋滋的。
那个时候农村的文化生活十分贫乏，连广播都听不到，唯一的娱乐就是知青们自己举行的无主题晚会了。那是一种无人主持，事先不需要的排练，随心所欲的聚会。唱歌可以，跳舞也可以，讲故事和笑话也行。夏日的晚上，在山上晒场乘凉的时候，就是这种晚会举行的最佳时刻。《战地新歌》上的歌曲是必唱的，那也是我们唯一可以找到的歌曲集，夜深的时候，还可以唱一些白天里不敢唱的爱情歌曲，譬如《红莓花儿开》、《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直接歌唱爱情的歌曲旋律生动美妙，连我自己都会被深深打动，陶醉在对未来生活的幻想中。当然，唱那种歌的时候，声音得压低一点。
唱歌还使我得到了姑娘的青睐，曾发生过在我不经意间一些平日里并没有多少接触的农村女青年将熟鸡蛋塞到我手里的事。
在下雨的时候，我们就在自己的住处娱乐，二胡独奏、口琴联奏都是我们的拿手好戏。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唱歌。
父亲的问题终于有了结论，经过严格的审查，也没有找到从１７岁就投身革命的他有什么历史不清的问题。我也如愿以偿地应征入伍，成了一名空军雷达兵战士。当兵四年教了三年多的歌。直到嗓子败了为止。
雷达部队的阵地都会选在当地最高的山峰上，我所在的连队位于剑门关不远的一个山顶，山高险峻，风光迤逦。每每风起的时候，站在阵地上朝下望去，但见松涛起伏，心中就有一种责任在沉甸甸地蔓延。
水的问题却一直困绕着我们，驻地附近倒是有两口池塘，池水看起来也很清，但水中汞含量却超过国家标准十几倍，喝了这种水一天要拉多次肚子，若是吃了点油腻的东西，或者是身体较差，拉它二十多次也是常事。我才去的前两年连队就一直用这种水，拉肚子就成了每天的必修课。发津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准备足够的卫生纸，活像一群女兵。在我们这儿住过半年以上的人没有一个是胖的。
后来上级为我们修了蓄水池，每月派水车从别处拉水用于烧饭和饮用。但平常的用水却是有定量的。早晚的洗漱每人就两茶缸热水，再在外面的水槽中舀一瓢冷水兑兑，这是这种水还得节约下来用于作训后的洗手，剩下的水也不能倒，得集中起来浇菜地。用池塘的水浇地，长出的菜汞含量也一样超标。
遇到水车坏了来不了，还是得用池塘里的水。甚至还发生过老鼠掉进了蓄水池的事。那几天烧的开水一直有股怪味。连长叫卫生员去检查一下，发现一只老鼠早烂在池里了。引得不少人当即就将吃的全吐了出来。那一回，全连不得已又喝了一个多星期含汞的水。
在这种情况下，洗澡就成了难事，夏天还好说，可以到池塘中解决，冬天连队只能保证生活用水，而洗澡这种奢侈在我们那儿是被排除在生活之外的。当时，连队流行着一种常见病：“脐炎”，肚脐及周边轻则发红发痒，重则溃烂流淌黄水，那是身上太脏了的缘故。
不过春节前我们会洗一次热水澡的，这是县招待所的拥军项目之一。我们会一路歌唱乘车下山，再一路唱着歌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招待所大门。一浴池水要洗五、六个人，还要求要快洗并且少用肥皂。就是这样洗到后面的人水还是很凉了，只能说是温和的，那水也变成了牛奶状。
我是报务员，连上又是常守听单位，每天二十四小时电台不能关机，晚上的喝水也成了难题。按常规，每个班每天有两水瓶的开水，值班室也有一瓶，五磅的水瓶最多能使下午值班的人有水喝。
没有水了怎么办呢？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忍着，实在渴了，就请流动哨在山塘中打一茶缸水，放在升温用的木炭盆上，烧开再沉淀二十分钟，得半杯还算清的水，其余半杯全是白絮似的悬浮物，明知这种水喝了会伤身也没有办法。
那水也有一种好处，就是特别能去油迹，洗碗时不用像现在这样要加洗洁精什么的，打上水晃几晃碗就干净了。当然这也和当时碗里的油水不多有关。
后来就感到右上腹隐隐作疼，有时疼得不可忍受，卫生员就给点阿托品、普鲁苯辛之类的药，这类药是舒展平滑肌的，吃了能止痛但会更渴，有时嘴里甚至连唾液都没有，只得又喝那种水。就这样，嗓子逐渐不行了，再教歌就觉得难受，喉咙里像是撒上了沙土，又坚持了半年，终于连说话都费力了，而且右上腹的痛疼也越来越重，不得已住进了医院。好在连里也来了新人，又重新找了教歌的教员。我算完成了历史使命。
直到今天，我都与唱歌无缘，不光如此，就是话说多了，嗓子都发干发痛。慢性咽炎和声带的病变使我再度沉默寡言。我时常戏谑这是上天要我多做事少说话。而因胆囊手术综合症而引起的痛疼伴随了我几十年，让我在唯恐癌变的阴影下心悸到如今。
然而，我还是怀念我能唱歌的岁月，怀念田间地头的清唱，怀念伴随着剑门关松涛而进行的教歌。我时常在心底无声地哼着我教过的那些歌曲，眼前闪过战友们一张张熟悉的笑脸。
是的，今天我仍然在唱歌，不是用喉咙，而是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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