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记忆生活随笔
过年这几天，微博微信朋友圈里，满是些过年呀乡愁呀等等东西，本来我一直不愿凑这个热闹，但这些东西多了，总会触发出儿时过年的一些回忆来，不把那些东西写出来，我总感到心里不怎么好受。
几乎所有人的回忆里，都是自己小时候是怎样的盼望过年，不是盼着吃好的，就是盼着穿新衣，或是盼着挣压岁钱。小时候，我也常盼着过年，但几乎不太盼这些，而是盼着赶快放假，能不再去上学，尽情的玩儿。
同千千万万的农村家庭一样，我家那时也挺穷，但也从来没有穷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虽然白面挺少，但杂面，番面，即玉米面，及红薯面总还是会有的，不能尽饱吃，但也不至于经常饿肚子。若这些都没有了，还会有蒸红薯或烧红薯的。要是哪几天没有面了，在邻家借一借，还是能借下的。春节前，生产队里都要分粮，分油，分钱的。像我们家这样的老超支户，分不到钱，但分的麦子和食油还是能够过一个略像样儿的年的。那时候，即使超支户，也能从队上借个五块十块的。五块钱，对于一个五六口人的家庭来说，就能过一个差不多的年了。曾有多年，生产队年前还会杀猪分肉的。杀猪时，麦场上或饲养室门口往往会围上一大堆大人小娃们观看。我们那些小伙伴们最希望得到那个大猪尿脬了，吹起来大大的，把它当做气球来玩。给猪尿脬上绑一个线绳子，吹大后让它飞在半空中，十几个小孩子扯着线绳子，满麦场里跑着，喊着，好热闹好开心！
在我的记忆里，最难过的倒不是节前，而是节后麦前，即我们这儿农村人常说的“二三月里”，特别是麦口里那一二十天时间。而在当时，队上常常发一发返销粮，绝大多数家庭还是能够挺过去的。挺过了“二三月里”，也就该收麦子了。收了麦子，还能隔几天吃一次白膜。不能经常吃麦面馍，但总能吃一些黄白或白加黑花卷馍馍。黄白的自然是麦面和番面，白加黑的是麦面和红薯面馍。小时候，我从来都是自己吃饱了而不管其它的，但却常常听母亲念叨这“二三月里”的日子最难过。正因为当年吃番面红薯面把我的肠胃吃伤了，使我一见，甚至一听说“番面”或“红薯”这几个字，我的嘴里就忍不住地流酸水。现在写到这个地方，我还有这种挺难受的感觉。从乡下转到城里工作以来，多少次，一旦有哪位朋友邀我一起在街上吃番面糢糊、鱼鱼或者泡皇上馍时，我都会很伤朋友的面子。妻子是城里长大的，有时候买几个皇上馍拿回家，我一见，就大躁，让她再不要把这种破东西拿回家来。特别是近七八年以来，玉米都被转了基因，我更反感她吃玉米之类东西了，更不允许她让孩子们吃。我家里姐妹多，小时候，几个妹妹都挺小，到了我该咥饭的年龄，家里的日子也就差不多好过了。
过年穿新衣服，我也不太盼望。小时候，我对穿新衣服并不怎么感兴趣。我家有一台织布机，除了母亲和我大姐经常在那上面织布，春末和夏秋两季，常常有队上或一个巷子的婶婶嫂嫂们来我家织布。织布机不是放在上房正堂里就是放在前堂檐下。我常觉得她们织布的`声音特别好听，比广播里的音乐还好听，有时躺在床上还专门听这种很有节奏的声音。买不起洋布，但土布衣裳我还是能够穿得起的。我大姐手很巧，很有本事，她做的衣服我都喜欢穿。小时候，我很费事，也不太爱惜衣服，整天不是低沿高上的，就是跟村里的孩子们摔跤玩耍，衣服破了自然有大姐给我缝补，她不太嚷我骂我，但为此我却没少挨母亲的嚷和骂。“一天连个土匪一样！”“整天低沿高上的！你能不能给我歇上一会儿？”母亲常嚷骂我的就是这两句。现在想来，也多亏了我小时候“跟土匪一样”的疯玩，才会有现在我这样的好身体。那时，我平常所穿的衣服也都能走到人前去。过年所穿的，只不过是大姐新做的罢了。大姐做的衣服二姐做的鞋，我一直穿到了高中毕业。上了初中，我过年时穿的罩衣，基本上就成了洋布的了，还是由大姐做的，那时候，我家早已有了缝纫机。常听大姐她们说什么“凡立丁”、“的确良”或“卡其”等等洋布名称，但我一直分不清这些，一概称其为“洋布”，以别于自家所织的粗布。我上了高中，二姐给我她那件上面印着“机电”字样的深蓝色工作服，穿在我身上有一两年时间，还是特别令我们那些男同学们羡慕的。
现在的孩子常常直接给人要压岁钱。我们那时却从不这样。大人给多少就拿多少，这点儿规矩，我和几个妹妹还是挺懂的。“不要！我不要！”“我有呢！”有时候，我还要扭扭捏捏地装装样子。出门走亲戚，因为我是我们家里唯一的男孩子，所以所有长辈们都偏向着我。不管到哪儿，其他孩子若是一毛钱，我就是两毛；其他孩子两毛钱，我就是五毛；其他孩子五毛，那我就是一块。拿上钱，要么买鞭炮，要么买香木草。小时候，我最喜欢响炮了。一开始，左手拿一支点燃的花柴杆，右手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鞭炮，点燃后连忙向远处一扔，看着那炮眼子吃吃吃地向前燃着，“爆”地一声响了，特别开心。常常这样一扔，就把炮扔灭了，待一会儿，明确了那个小鞭炮真的没有点燃，或者摔灭了，再捡起来另点着。有的孩子没有经验，往往刚把那小鞭炮捡起，没想到竟然爆炸了，炸得手指生疼，急得直甩手，两手指还黑乎乎的。时间长了，有经验了，我们往往把小鞭炮放在我家门口的大碌碡上，消消停停地点着。或者，给上面盖一个瓦片，点着后，专门听瓦片下面那种瓮声。过年那几天要是下雪了，先堆一个手掌大的小雪堆，在雪堆下面紧贴地面的地方挖一个小洞儿，把鞭炮放在那个小洞里，点着后赶忙跑远一点儿，专看那个小雪堆被鞭炮炸开的情景。我上了初中以后，每逢过年，父亲就把家里响炮的事儿交给我了。二踢脚大炮和鞭炮都任我拿到街门口去响。我好像天生就有一种响炮的情结。这三四十年里，每一年，月尽晚上一次，大年初一和破五早上各一次，但我好像总过不足响炮的瘾。每次听着放炮时那噼里啪啦的声音，我都感到心里十分振奋。点燃双响炮后，使劲地往高空里一扔，然后“咚”“啪”响在半空中，带劲极了！后来有了各种摔炮，摔在石头上，啪啪地响着。我们常常比赛看谁摔得声大，声音好听。没有几天，大家就都不再比赛了，因为每一个小伙伴的胳膊都被摔得直不起来了。香木草是正月十五前后那几个晚上放的。一大群男孩子们各人拿着自己的香木草，向前边猛跑着，跑得越欢，香木草燃得越旺。我们经常比赛着看谁跑得欢，香木草燃得旺。后面，跟着一群小娃和女娃娃。过了十二岁，我就不太玩这种小儿科的东西了。还是响双响的大炮带劲。至于打灯笼，我始终认为那是小女娃们的玩意儿，常会不屑一顾的。玩美了，张圆了，过十五后要开学了，过年挣的那些压岁钱也全花完了，要交学费时，我们这些疯孩子的脸也常吊下了。反正我还感到没有玩够，更不爱上学去，大人们要是催着我上学去，我常常半会不说话。问得紧了，“没学费！”
“没学费？你先去！”我只有跟着站了半院子的小伙伴们走出家门，到学校里去。没有了那些小伙伴们，一个人呆在家里反而挺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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