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蹲鸱与羊
《颜氏家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
“江南有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解“蹲鸱，芋也”，乃为“羊”字；人馈羊肉，答书云：“损惠蹲鸱。”举朝惊骇，不解事义，久后寻迹，方知如此。”
是说江南一权贵，看《蜀都赋》，其中有“蹲鸱，芋也”，其中的“芋”误作“羊”字。正好有人给他送羊肉，于是他就回书谢道：“损惠蹲鸱”，此语一出，满朝惊骇，不知是何义，查来查去，原来是《蜀都赋注》惹得祸，传为笑谈。
这个权贵是谁呢？据梁萧绎《金楼子》杂记篇述王翼向谢超宗借看凤毛事云：“翼即是于孝武坐呼羊肉为蹲鸱者，乃其人也。”这个王翼看《蜀都赋》注曰蹲鸱为羊，便以讹传讹，闹出笑话。为什么“芋”字变成了“羊”呢？原来羊字篆文和芋字及其相近，印书者误写，贻误不学之人。
关于蹲鸱的笑话还很多，太平广记二五九引谭宾录：“唐率府兵曹参军冯光震入集贤院校文选，尝注蹲鸱云：‘蹲鸱者，今之芋子，即是着毛萝卜也。’萧令（案：即萧嵩）闻之，拊掌大笑。”
五、巾箱本
南宋戴埴《鼠璞》中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今巾箱刻本无所不备。”这是“巾箱本”第一次见诸书录。关于巾箱本的用途，《纳兰诗》巾箱本序说的很好：
“巾箱本者，始于南齊，盛于宋世，明清以降，代有新制。所謂巾箱，舊時隨身小篋以巾帕之類雜件者。古人行旅坐臥，不時而誦，書必隨身，故小其規制，以儲巾箱；行則便攜，臥則便覽，閒暇間便把玩。故巾箱本雖爲書林之季弟，而推尊夫子“學而時習之”之義，居功亦偉。”
如此小的袖珍本，除了便于随身携带，方便阅读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用途，就是便于考场夹带作弊。在徐珂的《清稗类钞》中记载了几则考场夹带的故事。
道光、咸丰前，大小科场搜检夹带很严，有的甚至要解衣脱鞋来检查。同治以后，禁网渐宽，搜检者就不是那么严，于是诈伪百出。入场者，携带石印小本书或写蝇头书，私藏于果饼及衣带中，甚至有藏在帽顶或靴底夹层之中的。
不过也有例外，清代体仁阁大学士阮元在作学政时，搜出学生的夹带，必亲自仔细查阅，如果是亲手所抄，略有条理者，即准予入学。如果是请人抄录，而且内容都是旧时文章的，则照例斥退。阮文达倒是颇近情理。
另外还有一个人专治夹带者，此人就是乾隆朝协办大学士彭元瑞。他在作学政时，因为学生多有夹带，考前头一天就贴出告示说：“明日不考文。”到了第二天，诸童生都夹带诗赋进场，彭元瑞装作不知。过了很久，考题还没发下来，学官请发题，元瑞说：“昨天已经命题了，首题《明日》，次题《不考文》。”众人大哗。这个彭元瑞曾将千字文打乱，重新编排，一字不差，乾隆称之敏慧，看来不是浪得虚名。
不过考场上也有好样的。康熙庚子年，顺天府乡试，康熙特命十二贝子监场，搜检甚严。朱竹垞的孙子朱稻孙参加预试，敞开衣襟向前，鼓其腹曰：“此中大有夹带，何不搜搜呢？”只见其人体貌瑰伟，意气磊落，众皆瞩目，贝子也被他逗笑了。
六、十三经字数
十三经可谓中华传统文化的渊薮，卷帙浩繁，十三经一共多少字呢？古有好事者，还真数了一下，姑录于此，待今人查证。
宋代郑耕老在《劝学》一文中记载九经数字为：
《周易》二万四千二百七字，《书》二万五千八百字，《诗》三万九千二百二十四字，
《礼记》九万九千二十字，《左传》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字，《周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
《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经》一千九百三字。
清人孙聚仁据武英殿乾隆石经给出的十三经字数为：
《易》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七字，《书》二万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诗》四万八百四十八字，
《礼记》九万八千九百九十四字，《周礼》四万九千一百五十六字，《仪礼》五万七千一百一十一字，
《春秋左传》十九万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四万四千七百四十八字，《谷梁》四万二千八十九字，
《孝经》二千一百十三字，《论语》一万六千五百九字，《尔雅》一万七百九十一字，
《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十三经共六十四万七千五百六十字。
两人数的不一样，原因不详。但不到六十五万字的内容，折腾了中国的读书人几千年，是为可叹。
七、唐德宗改《月令》
在宋人王谠的《唐语林》记载一段故事：
说有一年的深秋，唐德宗李适在上苑打猎，天气已经微微有点寒意，李适便对身边的大臣说：“九月还穿单衣，二月还穿袍子，与时令不相称嘛，我想往前递迁一个月，怎么样？”左右大臣们连连称谢，表示赞同。第二天，就命令翰林讨论这件事，而后下诏施行。丞相李吉甫当时还是翰林学士，以圣人上顺天时，下尽物理为说，表请德宗宣示天下，编之于令。当时李程初为学士，独不署名，另外上了一道奏疏说：“臣谨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玄宗皇帝删定，不可改易。”德宗这才作罢。由此李程与李吉甫不和。
李程，字表臣，敬宗时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所以称相。《新唐书》说他“艺学优深，然性放荡，不修仪检，滑稽好戏，而居师长之地，物议轻之。”就是说这个人很滑稽，放荡无拘。另外他还有个绰号“八砖学士”，缘由是当年翰林学士上班时间以看日影为准。当日光将照及厅前八砖时，就应该上班了，可李程赋性疏懒，生活散漫，总是要等日光过了八砖才到位。于是人们便戏称他为“八砖学士”。可李程在德宗修改《月令》的问题上却超严肃，可见其在放荡的外表之下，对于国家政治制度，有着很强的原则性。
李吉甫说起来也是一位好宰相，著有《元和郡县图志》，为其地理名著，深为后世学者所称道。他还是大唐名相李德裕的老爸。可在这件事情上，却有拍马屁之嫌。要是听了他的主意，恐怕我们今天看到的《月令》，就要“九月衣裘”了。
《礼记。月令》可谓中国古代生活规范的百科全书，上到天文物候，中及国家法令政事，小到日常起居，行动坐卧，饮食衣饰，无所不包，都作了周密、细致的规定。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道德意义和政治理念，违反以至篡改，都被视为异端。《月令》可谓是典型儒家所倡导的中国人的生存方式，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附原文：
德宗暮秋猎于苑中。是日，天已微寒，上谓近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衣袍，与时候不相称，欲递迁一月，何如？”左右皆拜谢。翌日，命翰林议之，而后下诏。李赵公吉甫时为承旨，以圣人上顺天时，下尽物理，表请宣示天下，编之于令。李相程初为学士，独不署名，别状奏曰：“臣谨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玄宗皇帝删定，不可改易。”上乃止。由是与吉甫不协。（王谠《唐语林》卷二文学）八、牡丹与西施
万历间所刻之书，多有改窜古书的现象，顾亭林在其《日知录》指斥道：“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关于万历本的笑话有以下两则。
一是万历本《金石录》后序的最后一句话原文是：“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这里的壮月语出《尔雅》，八月为壮月，刻书者不知壮月为何物？多改刻成“牡丹”，受到了顾炎武的大加挞伐。
二是苏东坡的《跋和靖诗集》有“诗如东野不言寒，书似西台差少肉。”一句，这里东野指的是孟郊，唐代诗人。字东野。西台则是指北宋书法家李建中，曾任西京留司御史台之职。被人称为“李西台”。师法颜真卿及魏晋书风。其书笔致丰腴肥厚，结体端庄稳健，风格丰肌秀骨，气宇轩朗。而刻书人不知“西台”为李而改为“西施”，贻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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