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鉴赏的秘要(2)

版本优劣

比较版本优劣有如下几种方法：

1、文字

　　版本文字是比较版本优劣最基本、最有代表性的方面，通常对善本的解释就是校勘精良、错字较少的版本。比较版本文字的方法就是校勘，它与校勘学中的版本对校法从方法上讲是一回事，不同的是，前者用校勘的方法比较版本文字优劣，后者是用版本的异同来校勘文字。换句话说，比较版本文字是校勘学在版本学中的应用，而版本对校是版本学在校勘学中的应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版本学与校勘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另外，两者在程度上也有差别。比较版本文字，只是对古籍版本的内容文字作局部的、初步的校勘，以为优劣比较的典型分析。而版本对校是校勘古籍的一种方法，要求用各种版本对古籍作全面深入的校勘订正。

　　比较版本文字，先要校出异同，然后才能分辨优劣。文字优劣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正误，二是优劣。如果一个本子的误字较另一个本子少，那么两本的优劣是很容易分辨的。问题在于判断版本文字的是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2、篇幅

　　版本差异还表现在全书的篇幅结构上。因为古籍版本在传刻过程中往往由于各种原因而增加、减少、改变其篇幅结构，以致出现不同版本的篇幅结构异同，其中自然存在着优劣之分。

　　版本篇幅以正文部分的差异最为重要，最能显示版本的优劣。正文的差异大多出现在集部图书里，像经、史、子类的大部分书记籍，正文内容早已定局，差异多在个别文字、局段上。而古人诗文集的编篡刊印，大多有一个艰苦费日的过程，才渐趋完善。余嘉锡《四库总目提要辩证》说：" 凡宋人文集，往往有前后数本，多寡互异，大抵编辑愈后，卷数愈多"。历代文集基本如是。以杜甫诗集为例，最初有唐人编辑的《杜甫集》六卷本、樊晃《小集》六卷本、卷数不详的顾陶刻本和后晋开运二年官书本，以及二十卷的孙光宪序本和郑文宝序本。后有宋人孙仅编集的一卷本和苏舜钦编集的《老杜别集》二十卷本。北宋仁宗宝地二年（1039），王洙"搜裒中外书凡九十九卷，除其重复，定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诗三百九十有九、近体千有六。起太平时，。。。。。。。。。。。。。。。视居行之次，与岁时为行铂，分十八卷，又别录赋笔杂著二十九篇为二卷，合二十卷"。这是宋代最完善的一次杜诗编集。

　　别外，重刻古籍常有节录之本。节本与原刻足本想比，很容易看出两者的优劣。节本大都是丛书中的版本。比如北魏羊衔之《洛阳伽蓝记》，历朝翻刻，传 本极多，大致分为两个系统。一种是五卷的足本，如《西今逸史》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真意堂三种》本、《广汉魏丛书》本、《增订汉魏丛书》本等等。另一种是一卷或不分卷的节录本，如《说郛》本、《五朝小说》本、《旧小说》本等等。虽然节本中也有个别文字较胜的可胜之处，但从篇幅的完整性来说，毕竟不如足本为优。

　　比较版本篇幅内容的差异优劣，应该根据不同类型的图书，采取多种相适应的方法。比如宋代著名目录著作《郡斋读书志》的袁州刻本和衢州刻本，孰优孰劣，自清以来，一直从说纷纭，莫衷一是。孙猛《论（郡斋读书志）的成书、版本源流及衢袁二本优劣》一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目录书的特点，把《郡斋读书志》的篇幅内容分成收录书量、序文、分类、归类、编排、书名的著录、卷数的著录、编纂者或注释者的著录、解题等九个方面，来对衢本、袁本作比较。经比较，发现衢本收录书量较袁本实际多出十九部，小序多十三篇，类目多设两个。两本归类不同的有四十六例，大多衢本较优。类目编次虽两本都有鼠乱之处，但衢本仍比袁本稍微整齐可观。

线装书的历史

　　“线装书”这一名词，可谓家喻户晓，无需饶舌。某种程度言，“线装书”这一概念，已成为中国古籍的代名词。清初康熙时人储大文《存研楼文集》卷十三有一篇《蒋平川传》，说蒋锡震幼时，“游他塾，见他儿诵线装书，辄固请携归窃诵之，寻益诵《庄》《骚》《文选》，间譔诗、古文辞”。可见早在清初，即有以“线装书”这一名词来代指古诗文典籍了。

　　就现存中国古籍实物及明清时人的笔记看，线装书出现的时间很晚。整个元代，书籍装帧以包背装为主，少量是蝴蝶装，佛经装帧还保持原先经折装体式，未有丝毫更动。明初，内府及坊间流行，也多是包背装。这时期蝴蝶装已几乎看不到，近似绝迹。此时期书的特点，版式由元浙本的白口、细黑口发展为大黑口，字多软体（赵孟頫体楷书），刊刻精美，可为一代之伦。明中期嘉靖朝（1522～1566）开始，复古主义风气漫延，内府、国子监、藩府及坊间刻书，模仿宋刻，白口盛行，版心上出现加刻字数、刻工姓名或写样人姓名者，字体也由赵体渐趋欧、颜，但多板滞，毫无宋元版之生气。万历（1573年）朝以后，装订始多为线装，字体也渐变为一种匠体字（过去人称“明匠体”）此种字体即今日所谓的“宋体字”（港台人叫“明体字”），现已成为台港地区及中国大陆最主要的印刷体。清代人印书也大都是此种字体，但有变化，细而长，求其容易书写、便于镌雕而已。

　　整个清代，书籍装帧大都是线装，当然也有个别的书用包背装，如《四库全书》、皇室家谱《玉牒》等，但线装一直是书界的主流。线装的装订方法，与包背装大致相同，折页也是版心向外，书叶码齐后，先于右侧打眼加纸捻，以作固定，类如现在复印店装订前先以纸夹固定一般。之后书前书后各加书衣，而后再打孔穿线。穿线有讲究，得穿双股丝线。孙从添《藏书纪要》谓：“折书叶要折得直，压得久，捉得齐，乃为高手……糊裱宜夏，折订宜春。若夏天折订，汗手并头汗滴于书上，日后泛潮，必致霉烂生虫，不可不防。”

　　线装的方法，有说很早以前就有的。据说敦煌发现的古写本中，就有用线订缝的痕迹。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里有一条说：“王洙原叔内翰常云：作书册，粘叶为上。久脱烂，茍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余，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缋之弊也。尝与宋宣献谈之，宋悉令家所录者作粘法。予尝见旧三馆黄本书及白本书，皆作粘叶。上下栏界出于纸叶，后在髙邮借孙莘老家书，亦如此法。又见钱穆父所畜亦如此。多只用白纸作标，硬黄纸作狭签子，盖前軰多用此法。予性喜传书，他日得奇书，不复作缝缋也。” 王洙字原叔，北宋嘉祐时人，宋初名臣，曾参与纂集《集韵》、《崇文总目》等的工作。范仲淹称他“文词精湛，学术通博，国朝典故无不练达，缙绅之中未见其比”，《寄题岘山羊公祠堂》诗中更有“卓有王原叔，文学伟当代”之句。这里的“粘叶”指的即是蝴蝶装，而所谓“缝缋”，可能只是线订，未必即是后世的线装法。此与明清时的线装书，可能是两类不同的装帧概念，否则即不会有“岁久断絶，即难次序”的现象发生了。

　　线装书的打眼，一般是用“四眼订法”，较大开本的书，也有用“六眼订”或“八眼订”的，总之视书的开本大小而定。但眼也不能多，否则“伤书脑”，对书是一大损害，日后再订，即眼多易破，徒增烦难。此外，讲究些的，并有用绫绢包角的，叶德辉《书林清话》里说：“北方书喜包角，南方殊不相宜。包角不透风，则生虫；糊气三五年尚在，则引鼠。”

　　装订书籍，不在华美，而在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线装书对于蝴蝶装及包背装，是技术史上的一大革命。《书林清话》里曾比观而说：“断不可用蝴蝶装及包背本。蝴蝶装如褾帖，糊多生霉，而引虫伤；包背如蓝皮书，纸岂能如皮之坚韧？此不必邯郸学步者也。蝴蝶装虽出于宋，而宋本百无一二，包背本明时间有之，究非通用之品。家中存一二部以考古式，藉广见闻，然必原装始可贵，若新仿之，既费匠工，又不如线装之经久，至无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