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仲永》是王安石的一篇杂文体的散文，通过方仲永的故事，说明人的知识才能决不可单纯地依靠天赋，而必须注重后天的教育与学习，文章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叙方仲永由神童而变为庸人的过程；第二部分就上述而发了一通“受于天”与“受于人”的议论。议论是叙事的升华，叙事乃议论的基础。叙述方仲永事迹时，又分两层来写：一写少年聪颖，一写长大庸碌。全文缘事明理，抑扬见意，富有启发性和说服力。
文章先以褒扬之笔极写方仲永“受之天”的“通悟”，这又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父异焉”，一是“邑人奇之”。仲永的奇异，由家内扩展到社会，其中有他个人的特异，又有家人的作用。因家人首先的异，炫耀于人，使得乡人皆异。其根本之点，还在于仲永本身的异行。仲永本身的异有四：一异在五岁时忽啼求书具。方仲永家“世隶耕”，与书具无缘。只有“兵家儿早识刀枪”，哪有田家子忽思书具！“忽啼求”之状，就使人不明其原，且“啼”求，要求强烈，又不失儿童之状，更让人感到大惑不解。二异在不学而能书。居然“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这是罕见的天赋之才。三异在不学而能诗。一下子就能写出“以养父母、收族为意”的四句诗，不能说不是奇迹。四异方仲永不是偶尔能写首把诗，而是随时随地“指物作诗立就”，并且“其文理就有可观者”。方仲永在家中的异行，使得他父亲“传一乡秀才观之”，为了辨其正误优劣，请秀才鉴别；为了炫奇显异，向秀才夸耀，也就导出了“邑人奇之”的结果。写方仲永后来所为，则大别于前。到十二三岁时，虽还能作诗，可是已“不能称前时之闻”，和过去说的情况已不相符了。到了二十岁时，虽有少许文化，然而“泯然众人矣”，沦没到和一般人一样了。作者通过方仲永前期和后段的大幅度的变化，为后文的议论铺设了充分的基础。但是作者对方仲永的褒扬是扬中有抑，第一部分以扬笔写方仲永之天才，已经暗藏抑笔于其中，预示着方仲永未来的发展。只是这时的抑笔系暗笔，使人不易察觉，直至读过后面议论，才使潜意透出。方仲永幼有奇才，其父却是一个庸人。他“世隶耕”，不明事理，不通文墨。因而到了仲永五岁时，未尝识书具，他家也没有笔墨。本身缺乏文化修养，也不懂得教育原理。其父还是一个世俗之人。当乡间之人以仲永为奇人后，请他父亲去作客，叫仲永当场表演，有的更以钱币买仲永的诗和字，“父利其然也”，以为借此有利可图，就天天拉着仲永到处去见邑中之人。他为了图利，并不考虑儿子的前途，于是葬送了儿子的天赋。其父更是一个愚人。仲永之父认为儿子有天才，居为奇货，炫耀牟利，“不使学”。殊不知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成材。方仲永有再高的天赋，终不免要沦为“众人”。方仲永由聪慧过人，到泯然众人，这个悲剧完全是由其父的愚昧、庸碌、贪利造成的。作者在扬仲永之才时，已隐喻贬斥之意，这也为后面的叙述作了铺垫，更为后段的议论语设了条件。 作者在充分叙述方仲永由神奇之童变为平庸之人的基础上进入议论。这样，议论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事能动人，理可服人。议论时又分两层来写，一写方仲永受之于天，比一般人资质超过很多，可是因为不受于人，后天没有好好地学习，也不可避免地沦为众人。二写一般人不受于天，本来就是普通的天资，又不受于人，不努力学习，岂不更会成为平庸之人吗？这段议论之所以使人信服，一是议与叙切合。仲永幼慧如神，证明确是“受之天”，幼而能指物赋诗，长而泯为众人，理从事出，无一偏颇。二是对比有力。像方仲永这么通悟之人，尚且因不学而沦为庸人，那么那些本来就属“众人”者，又不“受于人”，岂不是更不能跳出“众人”范畴吗？两相对比，鲜明地突出了要说的道理。
（作者：徐应佩 周溶泉 选自《古文鉴赏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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