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桃花源记读后感

　　《桃花源记》借武陵渔人行踪这一线索，把现实和理想境界联系起来，通过对桃花源的安宁和乐、自由平等生活的描绘。下面是陶渊明桃花源记读后感，随小编来看看吧。

　　陶渊明桃花源记读后感篇一：

　　千古名篇《桃花源记》出自我国屈原以后的又一伟大诗人、晋宋时代杰出的诗辞散文大作家陶渊明的手笔。《桃花源记》即《桃花源诗》前边的记。记，是一种文体，为记述事物的文章，其后是一首五言古诗，“记”又相当于该诗的序。故《桃花源记》又叫《桃花源诗并序》。它是我国古代散文中的奇葩，传诵千古而不衰。那么，陶令公写这篇名记的动机和思想来源何在呢?这与陶渊明的身世有关。

　　陶渊明(公元365-427)，字元亮，又名潜，别号五柳先生，溢号“靖节先生”。原籍江州浔阳紫桑栗里(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10公里)人。

　　他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6年)一个没落了的官僚世家。曾祖陶侃，封长沙公，赠大司马。祖陶茂，武昌太守。父名已佚，无从查考。母孟氏，孟嘉女。孟嘉为桓温长史，名为州里之冠，时称盛德，而孟氏又为陶侃之外孙女。在这种家庭环境中，陶渊明自幼聪明好学。史称“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男，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

　　陶渊明29岁开始作官，任江州祭洒，不久，解职归。太元十九年(公元304年)，渊明30岁，丧妻，续妻翟氏，甚贤淑，能与夫共甘苦。前后共生五子：俨、候、份、佚、佟。35岁时，在江陵为桓玄僚佐。后玄反迹暴露，乃离去。 40岁为镇军刘裕参军，第二年，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八月，因叔父推荐，得为彭泽今。当时规定：县令可种公田200亩(二顷)，他却吩咐全部田土都要种秫，便于煮酒。翟氏说：“还是多种点粳吧，我们母子还要吃 饭哩!”陶渊明不得已，分50亩给种粳。又买一奴送给儿子说：“他可以助你劳动，但不能虐待他，他也是好人家的子弟呀”郡遣督邮至县，史役告诉他要束带鞠躬迎接，他说：“我不能为五斗米而折腰。”即自免离职去。在官仅80多天。离任肘，作了一篇《归去来辞》以明志.此后一直过稳居的田园生活，自食其力，再没有出仕。他一生爱洒，常设洒宴客，已若先醉，使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一次，家中酒熟，渊明急不可耐，便以头上葛巾滤酒取饮。滤毕，又将葛巾戴上。他不善音乐，而蓄无弦琴一张，聊以寄惠。他对人喜愠不形于色。

　　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颜延之为江州刺史的功曹，住浔阳，与渊明结邻，常至渊明家饮洒谈文，相得甚欢。此次二人相处约一年之久。到了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颜延之做了始安郡的太守，路过浔阳，又和渊明同饮月余，临去，给了渊明二万钱，渊明却全交给酒家，以便随时饮洒。江州刺史王弘，慕渊明之名，思欲一见，不能得见，于是趁渊明上庐山时，使其故人庞通之于半道置洒相邀。二人正饮时，王弘亦乘机而至，庞为之介绍，遂同饮酒。以后弘常遣人给渊明送酒。

　　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刘裕杀晋安帝，立恭帝，朝廷大权全归刘裕。为了笼络人心，征渊明任著作佐郎，渊明说有病而不赴任，故又有“陶征士”之称。公元420年，刘裕称帝，国导宋，改元永初，废晋恭帝，晋朝灭亡。第二年，恭帝为刘裕所杀。就在宋永初元年前后，陶渊朗使写下了他的代表作《桃花源诗并序》。

　　陶渊明逝世前几年，生活因苦极了。因为年老多病，完全丧失了劳动力，经常断炊，而靠乞食度日。当时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给他送来粮食和肉类，劝他做官，都被渊明所拒绝，一无所受。宋元帝元嘉四年(公元427年)，陶渊明己63岁了。他为自己写了《统歌诗》、《臼祭文》，不久就逝世了。颜延之作了《陶征土诔》称他为“有晋征士”，把他比为巢父、许由、伯夷、四浩等人物，突出了他的高节，说他“心好异书，性乐酒德”，又介绍了他困苦的一生：“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弗任，黎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并说他：“宽乐令终之美，好廉克已之操”，符合谥典。于是询诸友好，溢他为“靖节征士”。

　　由上可知，陶渊明生活在东晋的分裂崩亡时期和晋末的换代之际，社会矛盾尖说，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加之，他对东晋的黑暗政府观实不满而归隐，面对这些渗痛的现实，于是越来越坚决地否定自己所处的社会，不断构思和向往理想的生活图景。《桃花源记》就是他亲笔绘出的理想社会图：环境优美，怡然自乐。在这样的理想社会，没有君主，没有战乱，没有贫穷，没有欺诈。人们淳朴厚道，和睦相处，过着自食其力，康乐幸福的生活。这就是陶渊明以浪漫主义手法写的世上乌有的桃花源。这个桃花源理想，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和平宁静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体现了人民群众对黑瞎的旧社会的抗议和憎恨。写桃花源里“靡王税”的安乐，正是要说明现实社会君主制度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陶渊明因为自己的理想、抱负已在现实生活中破灭了，而又耳闻目睹了人民群众的苦难和愿望，才写比了这篇划时代的杰作。

　　当然，陶渊明写出这篇杰作，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一些学者指出，《桃花源记》的产生，其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一‘是受老子、庄子“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影响。他们说，在原始社会，人们都“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共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二是受了魏晋以来嵇康、阮籍、鲍敬言等人的思想影响。嵇康说;“刑本禁暴，今以胁贤，昔为天下，今为一身。”阮籍说：“盖无君而遮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主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鲍敬言创“无君论”，认为君主是社会一切丑恶、灾难的根源。他说：“曩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面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尔自得，不竟不荣，无荣无辱。”这种言论，反映了农民阶级对残酷的封建统治者的抗议，表达了广大农民希望摆脱一切剥削压迫而过安居乐业生活的要求。三是受了儒家 “大同”思想的影响。《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饼情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养也，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