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到大相国寺拜访他的好友佛印和尚，恰值佛印外出。苏东坡就在禅房住下，无意中看到了禅房墙壁上留有一首佛印题的诗，其诗云： “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在里面藏。谁能跳出圈外头，不活百岁寿也长。” 苏东坡看后，若有所思，提笔在佛印的诗旁附和了一首： “饮酒不醉是英豪，恋色不迷最为高;不义之财不可取，有气不生气自消。” 写完后，苏东坡次日便离去。几日后，宋神宗赵顼在王安石的陪同下，来到大相国寺游览。他们看到了佛印和苏东坡的题诗，感到颇为有趣，神宗就对王安石说：“爱卿，你何不和一首?”王安石何等高才，他随即应命，挥毫泼墨，写道： “无酒不成礼仪，无色路断人稀;无财民不奋发，无气国无生机。” 宋神宗大为赞赏，也乘兴题写了一首，他写的是： “酒助礼乐社稷康，色育生灵重纲常;财足粮丰家国盛，气凝太极定阴阳。” 这是一组关于酒色财气的妙趣横生的组诗，由于作诗的人所处的立场和格局不同，对于酒色财气四种事物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佛印和尚的诗从佛家禅理之清修来谈，提倡完全和酒色财气相绝缘，出离世间，是佛家的出世思路，为内圣之法门。 苏东坡的诗强调对待酒色财气关键是把握一个度，中庸之道，乃是儒家个人修身方面而谈，也属于内圣之法。 王安石和宋神宗则从酒色财气对国家社稷的正面作用方面来谈，肯定了酒色财气中所蕴含的积极因素，一个是贤相的眼界，一个是王者的格局。都属于外王之道。 这就是认知不同，感受不同，故此一人一道，所以很多事物没有对错，只是我们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
看到此文我想起了昨日与一文友关于用词的辩论。一位文友在自画中写到：“生于楚汉地。”对此我颇有微词，就问：“楚汉地乃何处?”文友答：“湖北襄樊。”我说：“襄樊古称楚汉，鲜为人知，何不改为荆襄?”这时另一位文友说：“楚之大，囊括湘鄂宛及陕之东南安康，实为战国初期地之第一大国，故其影响深远，如屈原君。汉之大自不必说。在我以为，荆襄之名，盛于三国，只一《三国演义》，使其名声大噪，于史之说，远逊于楚与汉。故还是楚汉为宜。”其实对于楚汉之名，我确为第一次听说，但文学作品应选用广为人知的词汇较为稳妥，否则多数读者会不知所云。于是我便反驳：“恕我孤陋，此前我并不知楚汉所指何地，但荆襄却为世人所熟知。楚古有两湘，世人皆知，可汉所为何指呢?在我看来汉是指今陕南和川蜀，也称蜀汉。荆襄则是指今两湖地区，所以此文用荆襄更为适宜。”文友并不认同我的理解，于是我们开始了激烈的争辩。我们并未争论出结果，最后转移话题竟相谈甚欢。
我们都没有错，只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角度不同。文友认为楚汉为宜是因为古楚涵盖两湘，从用词考究来说确为适宜。而我认为荆襄也涵盖了今两湖，且广为人知，从用词严谨来说，并无不妥。其实很多事情并无对错，只是看待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不同罢了，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遇事可以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多为对方着想的话，也许世间便不会有那么多的纷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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