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文学史地位

　　柳永是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对宋词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代表作 《雨霖铃》《八声甘州》。

　　柳永文学史地位

　　柳永是两宋著名词人之一。他善于填词而且精通音乐，工于音律，走歌妓乐工合作的道路，在两宋文坛上影响甚大，他不仅留下了213首词作，并在两宋近1500位词人中创作数量排名第15位〔1〕。他的词在当时和后代都广泛流传：从教坊妓院到市井巷陌，从井水之处到宫廷禁中，从中原地域到边疆境外，都能听到柳词不绝于耳的传唱，影响极为深远。柳永词的词史地位虽在历代遭到不同程度的非议，但实际上其词在后代人那里又被不断的学习和模仿。本文拟从歌妓的歌唱传播和柳永词集的编刻及历代选本选录柳词情况的考察，试分析探讨柳永词的艺术成就和词史地位。

　　一、宋代歌妓的演唱传播

　　从晚唐五代以来，词的主要功能是在宴乐场合供给伶工歌女歌唱。五代词的两个创作中心，分别在西蜀和南唐的宫廷，就是由于这种文体最适合于追求享乐的小朝廷君臣的缘故。〔2〕入宋以后，城市经济的繁荣更加有利于词的发展。宋开国后逐渐在都市中取消了“坊”和“市”的界限，不禁夜市，为商业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便利，《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书都对当时的汴京、临安城中商旅云集，百业兴盛及朝歌暮舞，弦管填溢的繁华情景有过生动详细的记载。由于经济的繁荣，各种娱乐场所和设施更加完备，歌楼妓院也随处可见，散落于青楼妓馆的市井歌妓更是数不胜数。宋初政府采取崇文抑武，优渥文士的政策，优待政府官员，鼓励王孙、官员多置歌儿舞女，尽情享乐，许多士大夫官员蓄家妓，朝廷及地方州府也有官妓。宋代重要的商业都市中，凡歌楼、酒馆、平康巷陌和瓦肆都是私妓聚集和活动的地方。其中的东京(开封)和南宋的临安(汴京)更是如此。东京城内的妓馆遍地都是。《东京梦华录》卷二的“酒楼”条对此有过这样的记载：

　　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淡妖女数百，聚于主廊槛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

　　伴随都市的繁华，娱乐场所的兴盛而衍生的私妓多居于酒店、歌楼、瓦肆，她们散落在民间，不像家妓和官妓那样有较优厚的待遇，她们主要靠自己的声色技艺挣钱维持生活，因而逐利营生是她们的主要目的。活跃于市井民间寄身于歌楼舞榭的歌妓们为了更好地生存，除了要有美丽的容貌和高超的技艺外，还要有好的歌词来供她们歌唱，这就需要有一个既懂音乐又擅作词的词作家为她们作词，柳永常混迹于其中又写得一手好词，自然是她们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柳永的作品中也提到过创作新词和歌妓索要新词的事，如《玉蝴蝶》(误入平康小巷)“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尾犯》“甚时向，幽闺深处，按新词，流霞更酌。”《西江月》“幸自苍皇未款，新词写处多磨。几回扯了又重挼。”私妓的行动要比那些家妓和官妓自由的多，她们能歌善舞，技艺不凡，经常出入一些公共场合，她们的活动也使“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弄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东京梦华录序》)因而也就成了宋代大众艺术活动的一部分，尤其是当一些文人士大夫流连这些酒店茶坊的时候，这些歌妓的活动也就具有了一层文化意义，她们既为文人士大夫的词曲创作提供素材，也为词曲的传播创造了理想的环境。

　　宋代文人与歌妓的`交往比较密切，歌妓是宋词繁荣和传播的一个重要媒介。今人杨海明在《唐宋词美学》中说：“词在小舞台(酒宴歌席)上的伴着歌妓的‘出场'，实即枕奠着一个更大范围的社会舞台，且又挟带着前所未见的歌围舞阵的浩大声势。”〔3〕歌妓唱词沟通着下层社会与上层贵族的生活。柳永善自创新调，这有赖于他的音乐天分，在他之前的词人们没有哪一个像他那样精于音乐。根据《全宋词》和《全宋词补辑》记载，柳永212首词用调135种，张先165首词95调，宴殊139首词38调，欧阳修212首词52调，苏轼351首词76调，〔4〕在用调方面，唐宋词人无出其右。柳词往往呈现出一调多体的特点，为歌妓的演唱提供了宽松的艺术空间，拓展了柳词的传播范围。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载：柳永“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可见柳永是以他的音乐才能和歌词艺术赢得歌妓们的喜爱的。柳永词又多以艳歌柔曲为主，适于歌妓的演唱。他一生矢志不平，沉沦下僚，他与歌妓的密切交往，除了音乐与文学上的关联外，更多了一层生世遭遇与情感孤独的相互沟通。柳永的词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中产生，歌妓往往是其第一读者，其词的传播也首先开始于歌妓们的演唱。

　　宋杨湜《古今词话》载：“柳耆卿与孙何为布衣交。孙知杭州，门禁甚严，耆卿欲见之不得，作《望海潮》词，往谒名妓楚楚曰：‘欲见孙相，恨无门路。若因府会，愿借朱唇歌于孙相之前。若谁为此词，但说柳七。'中秋府会，楚楚婉转歌之，孙即日迎耆卿欲坐。”关于此事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有这样的记载：“孙何帅钱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词赠之曰……此词流播，金主亮闻之，欣然有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虽有些夸张，但确说明柳词传播之广。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载：“耆卿一日经丰乐楼前……及柳登楼，师师责之曰：‘数日何往，略不过奴行?君之费用，吾家资君所需。妾之卧房，困君磬矣!岂意今日，得见君面，不成恶人情去，且为一填词去'柳曰‘往事休论'师师乃置酒，具花笺，供笔毕。……”“柳陌花衢，歌姬舞妓，凡吟咏歌唱，莫不以柳七官人为美谈”，此著所记虽多属传闻，但确实反映了书会才人与民间私妓的交往。

　　史书和词话中有柳永与歌妓交往的记载，他的词作中也多涉及“画堂歌馆”、“笑筵歌席”、“尊前月下”一类环境的描写以及“瑶卿”、“秀香”、“英英”一类的人物形象，表明柳永有过很多流连歌楼妓馆的生活体验，以及她与歌妓的密切交往。宋杨湜《古今词话》载：“柳永尝在江淮倦一官妓，临别，以杜门为期。既来京师日久未还，妓有异图，耆卿闻之怏怏。会朱儒林往江淮，柳因作《击梧桐》以寄之曰：香靥深深，孜孜媚媚……。”“妓得此词”后，“遂终身从耆卿焉”。他的作品多次提及妖女之事，如《木兰花慢》(古繁华茂院)“赢得兰堂酝酒，画船携妓欢游。”《玉蝴蝶》“雅俗熙熙，下车成宴尽春台。好雍容、东山妖女，堪笑傲、北海尊垒。”《笛家弄》(花发西园)“是处王孙，几多游妓，往往携纤手。”《小镇西犯》(水乡初禁烟火)“野桥新市里，花浓妓好。引游人、竞来喧笑。”把柳永与歌妓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则是柳永在创制新声和填写新词方面的杰出才能。柳永有着文学与音乐的双重才能，因而其词作品的流行不仅有文学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它插上了音乐的翅膀，配以市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词乐舞结合的形式，使市民大众在鲜活的歌舞表演中愉快地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