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汪宏华日前全新讲解唐诗《将进酒》,他认为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已八年的李白不是在酒中沉沦,而是超越,从“饮者”升华成了“隐者”。他的劝酒是隐语,意在奉劝世人从物质享乐的泥潭中走出来,转向精神追求,最终实现比经济繁荣更高级的文艺复兴。汪宏华还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不是指雄才伟略或李白自身的诗才,而是较为低级的体能与感性思维。这种赚钱的本能人人都有,所以接下来是“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对此不屑一顾,他崇尚的是文艺创作之才。原文如下:
提起《将进酒》,人们大都会想到李白怀才不遇,如萧士赟所云:“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果真是这样吗?我认为李白在后世遭受的冷遇和误解比唐朝严重得多。事实上,自从李白经历一番宦海浮沉,发现自己的志趣和才干不在仕途以后,便不想做一个政治人,只想做一个文化人了。“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即是明证。“圣贤”代表李白早年的政治偶像,“饮者”代表他当下的文化理想——既饮且隐。文化人关注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其声名自然比谋求现实利益的圣君贤相更高。所以,此时的李白(51岁)是忧国忧民,而非个人的怀才不遇。
那么,在写作《将进酒》的天宝11年(752年),国家一派文治武功、人才济济,李白何忧之有呢?
恰恰是因为社会太繁荣昌盛了!李白在隐逸八年之后,冷眼观察到当时的物质财富已经过剩,国民急需要补充精神食粮,提高文化素养。他写作这首诗的目的便是呼吁朝野上下做这方面的思维转变。在李白看来,金钱不是人生的目的,是用来实现精神价值的工具。当然,饮酒也不是人生的目的。在这里,酒已经成为了文化的外在形态,成为了金钱与诗赋转换的媒介。先用钱买酒,再用酒激发人的灵感,写出好的作品,譬如诗中的“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譬如《将进酒》作品本身。假设这种诗酒唱和的现象能蔚然成风,社会必然就会从经济繁荣走向更高级更伟大的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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