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刚是我的“知青战友”,年长我两岁。我和马刚之间的友谊,是在上“文学创作学习班”后一天天深厚起来的。
老崔叫崔长勇,当年是兵团总司令部宣传部主抓文艺创作的干事,是我们兵团文艺知青的“主帅”。马刚是十五团的宣传队长,善编各种文艺节目,还有表演天分,演过“胡传魁”。在“学习班”,每次开玩笑,我总叫他“胡司令”。我常穿一件绿色、洗得泛白的上衣,又因为得及时向老崔交作品而通宵达旦地熬夜,面呈菜色是难免的,马刚就给我起了个绰号叫“绿脸孩儿”。老崔很欣赏那绰号,也常叫我“绿脸孩儿”。
当年,我在“学习班”并不是写作水平高到哪里去的“创作员”,在马刚面前谦虚得很,总认为他写小说比我厉害。马刚总像兄长般勉励我别泄气。 老崔对我们要求很严。我至今也不明白,他当年为什么偏爱我和马刚。因为偏爱,要求反而更严。我和马刚每次向他交稿时,内心总惴惴不安。往往是,老崔一夜不睡,审阅我们的稿子,我们也一夜不睡,为小说的命运担忧。第二天吃早饭时,若老崔面有悦色,我们就猜到小说顺利“过关”了。
一次,马刚写了篇小说,题目是《货郎》,自我感觉极其良好。他在我面前大声朗读,神采飞扬。我听了,也觉得他那篇小说写得无可挑剔,接近完美,都有点儿暗暗嫉妒了。可小说被老崔毫不留情地“枪毙”,四行用毛笔蘸红墨水写的批语是:马刚马刚不认真,百里卖货只卖针。哪里来的骚小伙,招惹姑娘一大群?
这对马刚的打击很大。他一整天闷闷不乐,吃不下饭。老崔得知后,只说了句“叫食堂给做碗细面条”,并不收回“判决”。
我安慰马刚。在我和马刚的友谊关系中,我也只安慰过他这么一次。我们相处的日子里,都是他安慰我。我当年家中操心的事儿多,幸有老崔、马刚那样兄长般的人给我以友谊和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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