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 ( Action) 作为人的被给定的生活基本境况之一，在阿伦特 ( Hannah Arendt) 那里具有独特的意义。这种独特的意义就在于，它属于积极生活的范畴，意味着政治生活的展开。人之境况的所有方面 ( 劳动、工作和行动) 都在某种程度上与政治相关，但唯有行动与政治的关系最大。行动概念的内涵即为政治，这是阿伦特独有的视角及理论核心，这意味着行动的政治生活地位的提升。然而在现代社会之中，面对究竟行动能否持存以及行动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实，其所引发的理论困境也颇为值得深思。
一、行动与前哲学的政治
行动生成的政治生活是对传统哲学生活的有力反抗，亦是对整个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翻转。行动是前哲学的政治，也就是哲学之前的政治，而这里的 “哲学”意为占据西方主流地位的传统哲学，更为确切地说，就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形而上学传统，而在此之前的政治，则意味着回到苏格拉底式的政治生活，因而，行动就是要回到苏格拉底。行动作为一种 “前哲学的政治”，对应于 “哲学的政治”。“哲学的政治”是哲学之下的政治，政治生活被束缚在整个哲学生活之中，哲学统治着政治，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发轫于此。而行动的 “前哲学的政治”与其不同，它把政治放在第一位，政治不受外物统治，政治优先于哲学。
二、行动与政治自由
阿伦特怀着对古代政治生活的无限向往，积极行动，在公共空间中能体验到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指的是政治自由，这里强调的仅仅是自由的政治涵义，而非思辨自由、意志自由或自由主义的不受侵犯的自由，更为准确地说，是共和主义的自由。
古典共和主义的自由强调的是公共精神的重要性，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权利之上。历史上共和主义是以城邦为背景的，个人的自由以城邦或国家为依托，离开共同体，个人的权利便无从谈起。古典共和主义将目光主要集中于公共领域，它要求在公共空间内行动的政治生活，在其中体验到的自由就是一种公共自由。“参与性”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政治领域形成了实现政治自由的空间。行动的政治参与是形成自由的必要条件，在参与中，共和主义者获得了真正的自由，成为命运的主宰。这恰恰与伯林的政治参与式的积极自由不谋而合。
三、行动与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是人们的言行互动所构成的空间，在这个空间出现的一切能够被所有人看到，它构成了一个共同的世界。“公共”意味着在敞开的公共场合出现的东西的显现，具有最大程度的公开性，它代表着开放，去私人化和去个人化。它的另一层意思是表示世界本身，在这个世界一起居住的人们之间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行动的故事。行动的故事即在公共领域中的政治生活，通过政治参与和言谈的方式进行的。古希腊人追求卓越的德性，实现自身的价值和不朽，所有这一切都有赖于公共领域所构成的政治世界。行动生活所面对的公共领域是独一无二的，在公共领域所构成的政治世界中去行动才是有意义的。桑内特描述过城邦的人们是如何在公共领域中行动的，这些雅典人从事着严肃的政治事务，在开放的空间中，通过每年一次的公民开会决定人类事务的解决方法，“条件交换、流言、耳语及用来运作的晚宴接连不断——政治浪潮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冲刷着市集”。
四、行动概念的困境
尽管行动令人充满向往，但它的理论困境依然存在:阿伦特强调行动的 “政治”，这种政治概念常常受到诟病。应然意义上的政治理念，不是它实然的样子，在这层意义上来说，阿伦特充满了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情怀。这种 “城墙之外无政治”的严格划分，带着精英主义的味道。她对希腊城邦的理想化，并且对现代社会存在小视。大多数读者把她的著作解读为美好生活理论，但事实是现代政治排除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因而，阿伦特的理论被视为乌托邦，并不够严谨，没有涉及真正政治所关注的问题。政治中原本有着不可调和的对立，包含经济矛盾、文化差异、宗教分歧等方面，但政治行动理论排除了这些，使政治更为干净和纯粹。韦尔默也在此意义上批判阿伦特，认为行动排除了社会和物质生产的相关内容，因而没有说明真正的政治内容，反而使其走向了自由的绝境。阿伦特试图在现实中通过纯化政治的方式，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是在逃避现实和政治中存在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非由于逃避就自然消失，反而对其理论产生威胁，陷入了政治与社会相分离的虚无主义泥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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