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作文(2)

五四作文 篇4

　　今天，我们班举行了“争当团结友爱的好少年”主题中队会。这一节课然我受益匪浅......

　　“二人同心，齐力断金。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人心齐，泰山移。等等俗语在我耳边围绕。团结就是力量！这句话不知被听过多少遍，一个班的班风主要体现在同学们是否团结友爱，互相帮助。课前做好课前准备，不大吵大闹，见到老师行队礼，不迟到......有人说:这么简单的事，很轻松就可以完成了。是呀，这么简单的事，很轻松就完成了。可是，他们越是做得不到位，越反映了他们对这件事不负责任，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呢？你们知道人字是怎么组成的么？对了，是有一撇一捺搭建而成。你是那一撇，我是那一捺，只有互相依靠，才能组建成人字。如果一群人在一起，那就是众字。有个故事说的好：从前，有一个国王，他在生命垂危时，把他几个儿子叫到跟前，分给每人一只筷子，他让其中一个儿子把筷子折段，那个儿子很轻松就办到了。最后，他让这个儿子把所有的筷子一起折段，这个儿子却怎么也折不断。这是，儿子恍然大悟。只有他们兄弟团结一致，就像坚硬的钢铁一样，怎么也着不断。这个故事虽然简短，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团结就是力量！

　　我们住在五四班这个大家庭里，一定要团结一心，互相帮助，才能创建更美好的家庭！

五四作文 篇5

　　今天，我们的祖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振兴中华的责任，已落在我们青年人的肩上，“五四”的火炬，已传到了我们这一代的手中。“五四”的精神，需要我们发扬光大。可是要弘扬“五四”精神，就必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青春?怎样的人生?是在浑浑噩噩中虚度光阴，还是在拼搏奋斗中向上进取?

　　“五四运动”告诉我们，青年人要有正义感、更要有责任感：“五四精神”昭示我们，青年人要有爱国心，更要有进取心。我们的青春应该是飞扬的，我们的人生应该是激情的。因此，弘扬“五四精神”不应只停留在口号上，更要体现在实际行动上：在生活中，要注意行为规范，着装得体，展示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在学习上，要刻苦钻研，勇于拼搏，彰显青年人“舍我其谁”的豪情壮志。

　　身为新时代的中学生，弘扬“五四”精神，就要去刻苦学习、勤奋钻研，用丰富的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用高尚的道德素养规范自己的言行，用努力奋斗和顽强拼搏的态度实现人生的价值，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像周总理那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情壮志，但在我们每个人都心里，都不容置疑的镌刻着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青年朋友们，人的一生只能拥有一次青春，希望你们能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身的价值，希望你们能把仅有的一次青春奉献给我们挚爱的的祖国。

　　同学们，让我们拿出行动来，用激情，唱响人生中最壮美的青春之歌;用青春，绘就人生最瑰丽的生命画卷!充实的人生，因为青春奋斗而更加美好;闪光的人生，因为青春拼搏而更加绚丽!

五四作文 篇6

　　五四是中国的一个超级民族节日。她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既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也有深远的学术意义。像这样意义的节日在我国历史上可能是很少的，或者说是唯一的。

　　五四运动发生于1919年。那一年，我十七岁(按照中国旧历虚岁的算法)，是一个已经略知一些世事的青年了;在知识上，也开始有了一些积累。我在七岁左右的时候进私塾读书。那时还是晚清，家乡附近没有现在所说的学校，大城市有了，但我们乡下还没有，所以只能入这种旧式学堂。这是一家客家人创办的私塾，老师也是从邻县请来的一位讲客家话的生员。因为据说我们的祖先是从外地迁来的，祖宗是讲客家话的，我父亲大概是为了让我不忘祖先的缘故，就让我读讲客家话的书。我先学了《三字经》、《论语》，后来好像又学了《幼学琼林》之类专讲骈偶对句的开蒙书，我都是一本一本地跟着学下去的。但老师教书的时候，只教诵读，不讲意思，不注意儿童心理，所以我那时对读书并不感兴趣，学习态度是被动的。有时老师还打人，连像我这样很老实的学生也被恫吓过，结果弄得我对读书的事，心里很怕。

　　五四运动，像一声惊雷，把我们从沉梦中唤醒。她使我们这些本来不大懂得国家民族大事的少年和青年学生，组织起来，上街游行、讲演，去各商店查禁日货，到神庙前的戏台上表演宣传爱国精神的活报剧……这些活动的想法和内容都是很单纯的，但这一来，却使我对国家社会有了一种实体的感受。过去，我在学校里做《爱国论》，都是空的;到了这时，有了自己的实践，就把原来抽象的东西，变成了实在的信念。这种初步的社会实践，还成为我后来进一步为国家社会做工作的萌芽、基础。

　　五四运动对我更大的启导作用是在学艺方面。像大家都知道的，在五四的前两年，即1917年，新文学运动已经在知识界开始了，但五四运动的巨大力量却把它在全社会范围内带动起来，并把它的革命影响扩大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气氛下，它这只文学之舟，成了一艘驶向纵深的历史海洋的"母舰"，承载了许多新学术的运送使命。它们后来又同它脱离开来，成了其他的现代新学科。在这些现代学科群中，就包括了我后来所终生从事的民俗学(包括民间文艺学)。

　　我接触新文学运动是在1921年前后，即五四运动爆发后的一两年。当时国内各地的报刊大都改成了白话文，所刊载的作品也大都是白话创作。使用文言的、或半文半白文体的报刊，虽然尚未绝迹，但到底不是主流了。这些刊物影响了我，使我抛弃了读古文、作旧诗的习惯，开始改而从事新文艺的创作。我开始学作白话的新诗、小品文和散文，不久，还与别的两位同学联合，出了一本新诗集，叫《三朵花》(自印，1923年左右)。现在另外两人都不在世了，其中的一位在大革命时期成了烈士，另一位在抗战中病逝。五四后的三四年，我还和同窗好友办过一个刊物，起名《狂飙》。那时我热血沸腾地创作新诗和写散文，在后来出版的《荔枝小品》(1927，北新书局)和《海滨的二月》(1929，北新书局)中，都收入了我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一些作品。

　　我的学艺活动的更重要方面是对人民大众口传的民间文学作品加以收集整理和进行初步理论探索的工作。我的搜集活动是从参与北京大学的歌谣学运动开始的。自北大歌谣征集会在北大《日刊》上印行了《歌谣选》之后，全国各地的报刊纷纷效仿，也大都登载了歌谣、故事之类的作品，比如广东的《群报》、上海的《妇女月刊》和我们家乡的《陆安日报》等。到了1922年底，我就跟着这个潮流活动，在我们乡下搜集歌谣故事，所得作品的一部分，后来发表在北大的《歌谣》周刊等刊物上。那时的这种搜集口头文学的工作，不像以后那种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调查，而是个人的、自发的活动，主要是在家族亲戚、同学和朋友中间搜集。我搜集到了一些普通流行的民歌，也有客家人的山歌等。这些材料以后在不同时期分别印成了《民间趣事》(1926，北新书局)、《客音情歌集》(1927，北新书局)等。那一时期，我还在《歌谣》周刊上发表了有关《歌谣杂谈》一类的文章，在对民间文学的理论探索方面，也做了些尝试。

　　在早期的新民间文学运动史上，我参与《歌谣》周刊的学术活动曾引起了社会的注意。经常有些年轻学者问我，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自序中写过一段话："自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发起搜集歌谣以来，出版的歌谣至少在一万首以上。在这一方面，常惠、白启明、钟敬文、顾颉刚、董作宾……诸先生的努力最不可磨灭"，对此话我怎么看?胡适在五四时是否认识我?其实这段话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有一天，一个同乡在街上看见我，说"你现在大名鼎鼎了，胡先生的书里都讲到你了"，他还说了别的一些你老兄如何如何之类的夸奖的话，我这才第一次从他口里听说此事。后来我自己也买到了这本书，才看见了这段原文。我始终没和胡适见过面，也从无个人之间的来往。他在五四时已经名气很大，是新文学革命运动的发起人;我则还是一个学术青年，在热心地追随着这个伟大的文化运动。我想，胡适先生之所以能够注意到我，是因为我那时是《歌谣》周刊"圈"里的活跃分子，他可能是在看《歌谣》周刊时，发现了里面的几个重要作者，包括我，他认为值得一书，就把这几个人写进了他那本有名的《白话文学史》，还把我的名字写得很靠前。这主要表现了他的中国学者气派，他是完全从实际材料出发来得出他的结论的。他那时很关心歌谣，还从文学角度写过一篇著名的研究歌谣比较理论的文章，在当时很有权威性。董作宾撰写研究民歌《看见她》的论文，就受了他的启发。他那本《白话文学史》，在那时候大家都非看不可，解放后的一段时期还很流行;那么以他这样的学者这样对待当时我这样的一个年轻人，这对我认识五四和后来走上研究民间文学的学术道路，肯定是有影响的。

　　在参加《歌谣》周刊的活动期间，我与北大学者直接发生民俗学的学术往来，并长期保持这种学术关系的，主要是顾颉刚先生。顾先生出身江南苏州的世代书香之家，后来又考进北大读书，学养深厚。在五四时期，他年纪还轻，但学问造诣已经很深，我很钦佩他。1923年，他在整理清代文献时，发现了李调元的《粤风》，就在《歌谣》周刊上写了文章。我看到后，知道《粤风》汇集了两广一带的多民族民歌土调，那里正是我的家乡，于是我就响应顾先生的意见，也给《歌谣》周刊写了文章。以后，我们就通过《歌谣》周刊往来通信，谈到了《粤风》，也谈了其他一些民间文学作品，如对《孟姜女》传说的看法等。顾先生不久写了《孟姜女故事研究》。1926年夏，我到了岭南大学，在图书馆里找到了《粤风》，就和刘乾初一道，对它进行了翻译整理，后来分作两部分出版，一部分叫《亻良僮情歌》(1927，北京朴社)，另一部分就是前面提到的《客音情歌集》。这项工作，一直得到了顾先生的鼓励。顾先生热心提携后学，积极地推广学术，造就人才，他对我的影响在我一生的学术活动中都占有相当的位置。

　　从五四开始，我这种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后来发展了对整个民俗现象的兴趣，并一直延长下来。到了1927年，我到中山大学工作时，探索民俗学的兴趣愈加浓厚了。那时顾先生等一批北大教授由于躲避北京政府的黑暗统治，南下厦门，又来到广州，到中山大学教书，这时我们才初次相遇，但因为有了前几年在《歌谣》上通信的铺垫，我们一见面就成了老熟人。当年底，我参与了同顾先生等一道筹办中大民俗学会的工作，后一起编辑了《民俗》周刊，出版了民俗学丛书等。这些活动以后都延续下去了。

　　但回头来看，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两个现代学科发展根源还是在五四时期。假如当时没有五四运动的这些文化上的影响，我在学艺上，就不一定走上这条路，而且不一定能坚持下来。现在饮水思源，应该感谢五四对我的启迪作用。她是我所终生不能忘怀的学艺上的乳母，兹以联语铭之：

　　一阵雷霆，惊起国民御侮救亡意识，

　　八旬岁月，难忘师傅启蒙发聩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