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治疗
儿子在科隆安顿好了之后，我继续工作。我必须比赛，为他的治疗挣钱。当时即使是我离开赛场，肯定也救不了阿里舍尔。要是退役，我就会坐在挂在拖把头上的输液瓶下面，看着儿子死去……谁会帮助一个前世界冠军?虽然德国人并没有逼我，他们说：“奥柯桑娜，如果你可以参加训练，那很好。如果不能，我们就等等。”
当有人开始给阿里舍尔捐款时，我们决定要用它偿还科隆俱乐部借给我们的钱。但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为我们付了多少钱，我确信没有人对我们说过一句责难的话。在西方，慈善不是空话，也不是给一个卢布换得一个金币的公关活动。
但我还是为了偿还债务继续训练参加各类比赛。过去的苦难还在我脑中萦绕。如果寸步不离地守在儿子床边，我会发疯。在医院的氛围中，弥漫着死亡和疾病的气息。周围的环境给心理造成很大的负担，很需要新鲜空气，不然会出现幻觉，就好像被手掐住了喉咙，无法呼吸。我走进运动馆，训练，尽量不去想这些事，但还是无法完全不想儿子。尤其是在诊断报告恶化了的时候。
科隆的诊所的确非常现代化和干净，医疗人员都很专业，周到，但那里还是不断有孩子去世。准确的说是每天都有。他们的病太危险了。有时候旁边的病房传来小小的女人的啜泣声，很明显：又有个孩子走了……我觉得浑身的血都凉了。阿里舍尔会问：“妈妈，发生什么了?”我必须坚强，不表现出心里的忧虑。如果没有丈夫的侄女特地飞来德国照料我们，我自己可能办不到这些事。有时候我会飞去美国两周，在那里训练和比赛。有一天我接到科隆来的电话：丈夫哭了。我记得这是第一次。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跟我的孩子一样。丈夫说：“奥柯桑娜，快回来吧，我没法看着这些，太痛苦了。”当时阿里舍尔在做手术，导管要从头穿进去，穿过整个身体……语言是没法描述那种感觉的。只有亲眼见过一次你才能明白，但最好永远也不要看见那种场景。
阿里舍尔的第一次化疗很顺利，但第二次的效果明显减弱了，他甚至没法从轮椅里站起来，手脚都变得很瘦弱，就跟火柴杆儿似的。他完全不吃饭，化疗总是会让人没胃口。为了维持他的身体运行，医生开了可的松，这是一种专门用来补充碳水化合物，维持新陈代谢的药物。吃了这个药阿里舍尔脸部浮肿，肚子鼓气。孩子没有力气，脖子都没法支撑脑袋，腿没法支撑身体，他日渐消瘦得前胸贴后背，瘫在轮椅里。第三次化疗以后他连话也说不了，只能嘴里咕噜咕噜地，用手指比划。如果我们没法明白他要什么，他马上就会哭起来，变得神经紧张。这是最可怕的：你唯一的孩子受到痛苦折磨，但你完全无能为力。有半年阿里舍尔都没能从轮椅里站起来，后来有一整年都没法讲话。当化疗结束，儿子去上幼儿园的时候，他的语言能力又慢慢回来了。
我一直都坚信我能救活自己的儿子。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也没想过要放弃。虽然各种情况都出现过。
我最好讲讲那些帮助过我的人。我收到过一个六岁美国小女孩的来信，她在信封里放了五美元。她本来是想攒钱买芭比娃娃，但后来听说了阿里舍尔的事情就决定捐给他，因为他更需要。另一个姑娘寄来了自己织的毯子，好让阿里舍尔夜里不会冻着。我看着这些就下定决心：我们一定要胜利。来自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包裹、信件络绎不绝。帮助主要来自远隔重洋的国家。我再说一遍，在那些国家人们早就不把慈善看做胡闹或者胡思乱想的事情了。我不想说有些人是残忍和冷漠的，但外国人的确慷慨且乐于助人，但这也许是整体文化的关系。我很多次看到，一个人走进超市，花上五欧元，十欧元，不是放进自己的钱包而是放进捐款箱，帮助无家可归者或者帮助生病的孩子。但在我们国家乌兹别克斯坦捐款却是很奇怪的：所有人都会在漂亮口号的遮掩下，偷走善款。
考验与劫难之后
不幸中的万幸是，阿里舍尔从婴儿时期就开始生病。他不记得自己有过健康的时候，以为疼痛、治疗、诊断都是正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当情况变糟的时候，他就忍着，情况转好的时候，他就期待着可以出去玩。如果长大点才得病，就会有许多困难。数据也支持这一点，13至14岁的孩子是最容易去世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化疗更困难，而是因为他们从精神上枯萎了，缴械投降了。
在德国这些年，儿子已经忘了许多他遭过的罪。他也不怕医生，相反能很平静地去医院，他知道，先抽血，之后医生就会给他一个信封。而曾经在乌兹别克斯坦，一看到白大褂阿里舍尔就歇斯底里。那里一切都很粗暴：抓住孩子，摁到椅子上，打针。
现在阿里舍尔基本已经康复了，但在未来七年的时间里他还是需要每三个月复诊一次。医生们甚至允许我儿子做运动，他还报了体操班。他自己说非常喜欢体操。一个月前他还获得了科隆少年组男子全能赛冠军。我觉得这又荒唐又奇迹!我很久没有坐在观众席上听别人的欢呼了。这跟我自己参赛时候的感觉完全不同。我看见阿里舍尔在开始前很紧张，但他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又是那么高兴!阿里舍尔的母语是德语。他说俄语有点儿口音，有时候还找不到词儿。因此我也会带他来俄罗斯，好让他不要忘记俄语，不要拒绝俄语。
如果还有力气，为什么要退役?我喜欢比赛。我想赢得奥运金牌。在和年龄只有自己一半的小姑娘们比赛的时候，我会对她们说：“你生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巴塞罗那奥运会拿金牌了。”当然，在赛场上，过去的成绩都没有意义，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评委不管你是谁，还是会眼皮都不抬地给你的失误扣分。
顺带一说，许多1992代表我们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队参加巴塞罗那奥运或的姑娘现在都去了国外。塔尼亚·雷先科在美国当律师，还有思维塔·博金斯卡娅、娜塔莎·卡里宁娜，塔尼亚·古促都在美国……如果不是阿里舍尔的病，我从来没想过移民德国，哪儿也不打算去。现在我知道，我的儿子不会在没有医疗帮助的情况下，在他人的玩忽职守和冷漠中死去。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当然，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德国人，我记得自己的故乡。但我也不会忘记那些帮助过我唯一的孩子的人。我是一个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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