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诗歌之所以形成目前的阅读效应，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诗歌采用的象征或寓言手法。这个问题又涉及到诗歌的写作背景。孙玉石(1935-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先生认为，该诗的创作与“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后，中国的政治局势与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⑥有莫大的关系，“戴望舒这首诗在爱情失落的哀伤中，同时也把自己理想追求与幻灭的感情世界倾注于象征的形象中。从后一种角度来阅读，这是一首典型的象征诗。”⑦因而“这首诗表层上的意思是写爱情，更深层的意义却是个人乃至一代青年人内心复杂情绪的象征。它的内涵远远超出了个人哀怨感喟的界限，而具有更幽深的思想指向。”⑧
这些分析，我们都是同意的。事实上，戴望舒写作此诗，可能正是因为参与进步活动而遭遇“政变”，只好来到乡下避居之时，其思想和情绪便可想而知。但是我们要指出的是，诗歌并不会因为有了上述“超出了个人哀怨感喟的界限，而具有更幽深的思想指向”就变得更好，因为这些东西已经脱离了诗歌表层的语言文本，后来时代的一般读者是不知道的，也从不深究，但他们依然凭诗歌本身而喜爱这首诗。也就是说，诗歌的“象征”虽然重要，但重要的不在于它所象征的东西，而在于这种“象征”的语言方式所造成的审美效果，比如朦胧美、比如弥漫在诗中的那种个体情绪的飘渺感，当然这样的美学效果并不全是由于“象征”，也与它的古典韵味有关，这一点前面已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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