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书店硬挤上文坛
戴望舒爱上施绛年时,才22岁,而施17岁,正上高中。在《林下小语》中,戴望舒甚至将施的名字嵌入诗中:“拿去吧,亲爱的,拿去吧/这沉哀,这绛色的沉哀。”
但施并没看上戴。有说法称戴望舒幼年患天花,致满脸麻子,但从照片看,此说似言过其实。施绛年毕业后在上海邮电部门当职员,而戴此时籍籍无名,且生计无着。
1928年暑假,震旦大学的同学、小说家刘呐鸥到上海,租了一套三层楼的房间,邀戴望舒、施蛰存去住,无聊之至,刘遂建议办一间书店,并投了几千元,可他们都不知道还要申请执照,书店开张不久便被查封。
于是,三人将店挪到没人管的租界,专事出版,书店初期经营困难,1929年,林语堂侄子林疑今译完《西部前线平静无事》(今通译作《西线无战事》),此书是当年欧洲畅销书,洪深等也已译完,但洪深坚决要写一篇2万字的介绍长文,附在书后。洪深出了名的爱拖拉,结果戴望舒等抢到首发,仅5个月便再版4次,卖了1.2万册。
书店不仅赚钱,还帮戴望舒走上文坛,施蛰存曾说:“他(指戴望舒)的诗集还送不进上海几家新文学书店的大门。第一是因为诗集的销路打不开,第二是因为作者的名声还不够。我们自办书店,印自己的作品,可以说是硬挤上文坛。望舒的《我的记忆》,也是硬挤上诗坛。”
靠《我的记忆》,戴望舒成了著名诗人,在书的扉页,特别用法语印上AJeanne(给施绛年)。
在法国白混四年
戴望舒费尽心机,收效却不大,便自杀殉情,这可吓坏了施绛年,同意与他订婚。
1931年春,在订婚仪式上,施绛年提出,希望戴望舒赴欧获学位后,双方再完婚。这本是“缓兵之计”,但戴信以为真。
恰在此时,刘呐鸥因经济困难,不再支持书店,书店虽账面盈利,可都是先发书后结账,大笔资金压在经销商手中,计三四万之多,已难维持。
为了周转,戴望舒不得不跑北京收账,并暗访东安市场中的盗版书,据罗大冈先生记,戴望舒曾感慨,有一天他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那么,他要办一所书院,让文学青年专心搞翻译、创作。
不久,书店倒闭,戴望舒远赴法国,可他也不上课,混了一年,把钱花光,又申请到中法大学免费住宿,中法大学鉴于他的名气,同意了申请。按规定,两学年不及格,将遣送回国。可戴望舒依然不上课,埋头在宿舍里译书挣稿费,花销多是施蛰存寄来,其实施也很困难,最窘时月收入仅50元。
而施绛年此时爱上了一个冰箱推销员,在当时,此职位颇时髦。戴望舒听到风声,但施蛰存回信搪塞,嘱戴专心学业。但戴望舒无心向学,却偷着参加了里昂工人游行,还和大家一起掀翻了一辆路边停的小汽车,并放火焚烧。
两年后,戴望舒申请延长,中法大学破格批准,可戴去西班牙抄中国古代小说时,又在那里参加游行,回法国后,警方早已通知学校,限三天内离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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