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徐志摩的《海韵》(2)

　　沙滩上再不见女郎，——

　　再不见女郎!

　　①此诗发表于1925年8月17日《晨报·文学旬刊》。

　　叙述型抒情诗在徐志摩诗中占相当大的比例。《海韵》即是其中一首。在这类诗的写作中，作为叙述的语言无可避免地对阅读构成一种逼迫。这种逼迫来自现代诗——因为在传统的叙述诗中，比如《孔雀东南飞》、《木兰辞》中，叙述语言与抒情语言从不同层面出场、一目了然，而叙述所叙之事是已然发生或可能发生之事。而在现代诗，比如徐志摩这首《海韵》里，叙述语言和抒情语言二位一体，只有全盘通读之后才能定夺语言的叙述功能。况且，更本质意义的区别在于，现代的叙述型抒情诗叙述所叙之事，并非一种直接生活经验或可能用生活加以验证的经验(当然并非不可以想象)。

　　《海韵》这首诗究竟告诉了我们些什么呢?

　　诗歌语言的口语化、抒情倾向，意象的简洁清澈，情节的单纯和线性*展开，当阅读结束时，完整的情节交待才把诗意表达予以拢合。单身女郎徘徊——歌唱——急舞婆娑——被淹入海沫——从沙滩消失。这并非一个现实中失恋自殁的故事。然而，说到底，徐志摩又用了这样或类似这样故事的情节。徐志摩的这类诗仍是接受了传统叙事诗的基本构思模式，即人物有出场和结局，情节有起伏高|潮。但是，这个人物是虚拟化的人物，这个情节是放大的行为“可能”。在《海韵》里，单身女郎并不要或可以不必包含生活意味、道德承诺、伦理意愿，她既不象刘兰芝也不象花木兰，也不是现实生活中具体的“某一个”，她只是一种现代生活中的“可能”，因此，这个她的徘徊、歌唱、婆娑、被淹和消失，只不过是“可能发生的行为过程的放大。”这正是《海韵》的全新之处。女郎、大海和女郎在大海边的行为事件都由于是悬置的精神现状的象征而显得格外逼迫、苍茫。由于象征，叙述语言能指意义无限扩张，整首诗远远超出了传统叙述诗的诗意表达。虽然《海韵》的语言相当简洁单纯，其包容的蕴含、宽度和复杂性*却可以在阅读中反复被体验、领悟。